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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第82、83期
作者:姚福生    文章来源:知青文学网    点击数:3775    更新时间:201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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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82)

综合资讯  加入时间:2017-8-1 16:22:06     点击:141

 

     2017.8.1星期二(82)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

1980年2月24日
春节期间见到很多亲友,吃、住基本上是流动于桥西家和立新家。为使父亲尽快恢复健康,通过立新家结识的熟人多方联系,效果很好。为父亲配置了眼镜,这是家里的大事。
今天,景树森和李岩松来家看望。景树森是我下乡前在红代会时结识的老朋友,于赤峰八中毕业后下乡到敖汉旗。现在,供职于赤峰煤气公司。他十分关心我,不仅是健康,还有今后的路怎么走。
近日,了解到1月份中央召集党政军干部会议。邓小平同志作《关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80年代要做的3件事:
1.反霸,维护世界和平;
2.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
3.抓经济建设,加紧“四化”建设。
我应怎么做?我能做什么呢?
 
1980年3月7日
    本月5日,第二次来翁旗。经旗知青办介绍,住旗革委会招待所123号房间。当日早,立新到汽车站送我上车,她还特意买了面包,给我带上十几元钱。几天来,分别见翁旗纪检委的李庭栋,知青办林秀、霍云龙、周忠魁,教育局何义。昨天到旗团委。中午,旗委副书记巴特尔同志与我谈话。翁旗是我的第二家乡,熟人太多了。在旗招待所向张湖借自行车,先后去经济林场(曾在这里办班、劳动)见万厂长、韩队长、场友大徐、王福全。王福全硬拉我去家里吃饭,由韩瑞芳、大徐送我回招待所。
    今天,去旗粮食局(曾在这里审查办班)见布和、马宏图同志,到翁旗广播局见黄凌云同志。在翁旗记者站见刘安伏,借中央8号文件,学习后送还。在和一些同志交谈中知道,现在农村、牧区都在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很想回玉田皋看看,明天一定要去。
 
1980年3月16日
本月8日,由乌丹乘班车来玉田皋坎上。
玉田皋正由坎下向坎上搬迁。公社机关在坎上,坎下还有近一半农户。
一周时间以来,我去了好多家,见了好多人,吃住地点不定。到玉田皋的当天,因在公社中学附近下车,首先见到殷荣,一级教师,还有搬到坎上的三队殷会春等。到大队编织厂,我又登上大黑山。这些年,我不止一次登上大黑山,今天则别有情趣。住刘万臣家,真感谢他一家人热情接待。还乡知青赵国祥陪我看了一些地方。第二天,同国祥去坎下社员、干部家,又到河套地。早8点至下午3点,看树、地、水渠。见到一些干部正在地里查看,听说是研究承包的事。在李玉杰家住下并吃饭。第三天,曾在李鸿学家、赵清志家吃饭。10日住在公社医院。本月11日,在公社见到邢士奎、孙学良同志。中午在邢士奎家吃饭。
     ——11日,在公社见到从旗里到玉田皋来的旗委副书记巴特尔。晚上,住公社食堂。
     ——12日,在薛建生家吃饭后到公社综合厂。
     ——在公社见知青工作专职干部张文彬,给开证明信。
     ——第三生产队称稻子200斤,先是史春用小驴车协助,再由张国青联系请孤山子大队拖车装送到辽建三团大修厂刘立新收。
     ——在综合厂劳动,砸焦炭。在玉田皋五队习惯地参加铡草刨粪。
    今天在公社见翁牛特旗妇联主任崔淑兰。
    来玉田皋已一周,计划明日回赤峰。乡亲们真热情,真的谢谢他们的接待。
                            
1980年5月1日
   今天,去亲戚和中学班主任孙景仁老师家,共花两元钱购酒、糖。
   给返城居上海的王银刚寄去一封信。
银刚:
远离昭盟身居闹市,精神愉快,工作顺利吗?
今年3月下旬,我和刘立新结婚,不搞大操大办,比小操小办还要简单再简单。她现在辽河工程局工作,组织上让我在家等,听从组织安排。今年28岁,以后几十年要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争气、争光,希望来信,可寄内蒙古昭盟赤峰市三道街南岔股路南44号刘立新收即可。
                            
1980年5月15日
今天给翁牛特旗委写了一封信。
中共翁牛特旗委:
     我向党组织汇报一下近来的情况。3月19日和20日,我在旗里听取了旗委、旗纪委、知青办同志对我提出的希望和要求。3月21日,我回家后与刘立新结婚。刘立新是少数民族,不仅她母亲,而且所有亲属都很重视尊重回民生活风俗习惯。我要做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执行少数民族政策的模范。
      我父亲今年58岁,患白内障眼病,手术后又患“肝胆火旺型高血压”,春节后一直未停治疗。因走路困难,增加了治疗难度,很多事都需我去办,我一点也不敢惹他生气,我要尽最大努力使参加革命工作三十几年的父亲,还有我的母亲从物质和精神上得到安慰。
      5月14日,我到盟纪委学习了中央29号文件,能够直接看到党中央的文件,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幸福和快乐,从中受到巨大的鼓舞。
      尽管家庭有些实际困难,我也要努力做到“共产党员要真正做到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努力做到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我下乡时的另一些故事
王志仁
 
一个与“性”有关的故事
1975年已经全面推广株州经验厂社挂钩,因为我是鞍钢矿山公司子女,如果不上昭乌达盟,就应该跟父亲的单位挂钩复县农村。报名上昭乌达盟已经是第二年,当年本厂应届毕业800多人,只有我们两人报名上昭盟,一个是我,一个是另一个学校的女孩华,因为我们是同一单位的职工子女,又一同与姜宝泰去了林西县大营子公社。556名大连知青中,只有我们两个是鞍钢的矿山子女,可惜的是没有分到一个青年点。在林西县招待所,分手时,我很仗义也很男子汉地说:“以后有什么事到东升点来找我!”这句话不幸被我言中。
那是下乡后的第二年秋天,收割完大田里的苞米,收工后刚洗完脸准备到食堂打饭,一个同学告诉我说,青年点大门口有一女同学找我。我一看是华来了。我看到她时,她不说也不笑,刚刚步行了15里路,额头上还沁着细密的汗水。我让她进院到屋里坐,她执意不肯,只是忧心忡忡地低头说:“我去县妇幼保健站做检查了。”我奇怪地问她:“你病了?”她说:“我已经40天没来‘例假’了。”我说:“什么叫‘例假’?”我敢保证当时和我一样大的男孩,没有几个知道什么叫例假,因为性知识匾乏,自己的生理变化都是在惜惜懂懂中度过的,女性的生理知识是全然不知。她很为难地说:“我跟青年点的一个男同学,做了一次那种事,谁知就怀孕了,你看怎么办好。”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林西分手后的仗义,给我出了这样一个难题,两只手不停地搓着,想不出一个什么好办法,让她找带队师傅,等于把事捅出去张扬开来,那是最道德败坏的事情了。我说:“你为什么么不去找那个坏蛋。”她无奈地说:“找他又有什么用。”当时,我给她出主意,你最好是能跟当时点里的女学生党员某某说一下,让她给你想想办法。她抬头,满怀希望地说:“她要问我跟谁了,我不说点里的那位男同学,我说跟你发生的关系行吗?”青春年少的我,此时涨红了脸,离题万里地说:“我们来扎根农村干革命,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你怎么能做出这样道德败坏的事情?还想把我拉进去。你必须实事求是地向领导说清楚,你到底跟谁?”说完,生气的我头也不回朝青年点的院子里走去。在院门口的她,无助地站在那儿。我回头望去,只见她双手捂着脸,转身往自己青年点的方向走了。在那个谈性色变的年代,一个大男孩第一次知道了健康的女人不来例假是怀孕了,粗暴地处理了一起与性有关的事件,伤了一个信任我,求我呵护的女孩的心。后来,听说她挨了批评,做了人流。回城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
 
我与土匪头子的儿子
要时刻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下乡后的第二年秋天,大队把一群需要管制和教育的人交给我,一共20多人,让我看管他们劳动。有乱说乱动的地富子女,有耍钱赌博的,有投机倒把的,有乱搞两性关系的,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其中有一个土匪头子的儿子,名叫孙铁夫,听说他蹲了20年监狱,只因他父亲是被处决的土匪头子,大跃进年代,青春年少的他,写了许多歪诗,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至今还有许多
流传在老百姓中,如:“走进食堂冷嗖嗖,二两米饭一碗粥,”“创高产是放大炮,一亩产量不知道。”一个19岁的大男孩,看着这么一群乱七八糟的人劳动,现在想想,那真是一种残酷的折磨。那时我可不那么认为,洋洋得意,觉得这是贫下中农对自己的信任,一定要把这些人改造过来。其实,现在想想未免有些太幼稚了。第一天,还没等干活,就“报告”声一片,气得我连声喊道:“不准乱说乱动,好好干活。”这群人中,只有一个人不声不响,静静地挖树坑,他的沉默引起了我的注意,给了我一丝好感。心里还是一直在嘱咐自己,他是阶级敌人,是土匪头子的儿子,但是,好奇心还是让我走近了他。要看外貌,他是一个标准的男子汉形象,浓眉大眼,1米80的身高,在这一群人中显得那么出类拔萃。于是,我问他,你是刑满释放的吗?他漫不经心地说是得了矽肺病,提前回来的,我问“你小时候跟谁长大的?”他说:“爸爸被处决后,妈妈改嫁了。从三岁开始便由奶奶抚养长大。到了上中学的年龄,学校不让我念了。那时我真想上学。我不恨别人,就恨我的父亲,恨自己生在这样一个家庭。20岁的时候就出事了,被判20年,今年38岁了。”
看守办死班人员劳动的20天,我几乎每天都不由自主地走近这个土匪头子的儿子,与被判20年徒刑的孙铁夫,从保持距离到无话不说,他让我忘记了自己的任务是干什么,他论唐诗,说宋词,谈古论今,有时谈到深奥之处,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让我这个在停课闹革命和反回潮中的初中生听得瞳目结舌。死班解除的日子到了,我们似乎成了一对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不戒备我,我也不管他,他完全恢复了人性的本来面目。他们要回家的那天早晨,他递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字迹十分遒劲秀美。上面写道:“我不该出生却来世,你不该到此却相逢,再见。”我感到吃惊,也没认为反动,含泪记下了这句话。
不久后,他死于劳改时得的矽肺病,他把一个不平常的故事刻在了我的心目中,20年30年,直到永远。(待续)
 

       强军梦托起中国

——中国知青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南京演唱会纪实

作者:岁月如歌

 

 今年的七月二十七日下午烈日当空,却档不住全国数城及南京的老干部.老知青.老同志齐聚紫金大戏院, 参加一场【军旗飘扬】中国知青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南京演唱会, 下午二时许容纳近千人的大戏院座无虚席, 你看这个大姐红光满面,神彩亦亦, 你看那个老同背个长枪短炮满场摄个不停,你再看那边巳换上民族服装的老知青们正准备上场, 南京及来自数城的老知青们共为纪念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演唱会准备了二十多个节目, 有男女声独唱, 有新疆舞蹈, 有小提琴独奏曲, 有诗朗颂, 还有芭蕾舞表演, 精彩的演出节目一个接上一个, 让来宾们是目不暇接, 眼花缭乱, 掌声叫好声此起彼伏, 久久回荡在紫金大戏院的上方, 二个多小时的庆祝演唱会很快结束了,许多来宾和演职人员在交流,在合影留念, 更多的是表达对这次演唱会付出辛勤努力的以王群为代表的中国知青军民融合文化艺术中心及中国知青演艺联盟组委会, 大家表示纪念建军九十周年就是要牢记历史, 不忘初心, 做正能量的传承者, 庆贺祖国明天更好


他们,从井冈山走来;他们从雪山草地走来;他们,从抗日烽烟弥漫的战场走来;他们从解放全中国的军旗下走来!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我们在这里共同庆祝这伟大的节日!我们共同缅怀共和国与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周总理,及以朱德为首的十大元帅,更有千百万冲锋陷阵、浴血杀敌的将士们!鲜艳的军旗,是你们的鲜血染成!

在这华夏待复兴,共圆中国梦的伟大历史时刻,我们同挽钢铁的臂膀,捍卫祖国的边疆。我们紧跟习主席,走向新的辉煌。

请欣赏由新四军南京市红星文工团献上的节目:一心跟党走!

知名知青书画艺术家张虎臣等为驻地武警官兵作画共度建军节
作者:姚福生

知名知青书画艺术家张虎臣先生于八一建军节前夕和山东省聊城市党政机关干部一起慰问驻守在该城市的武装警察部队官兵,并即兴作画与官兵们共同度过一个别开生面的人八一建军节。
张虎臣先生1968年由天津下乡至内蒙古科尔沁旗,现任东昌书画家联谊会长,中国教育协会书法教育委员会理事,比利时、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韩国等书画艺术团体顾问,先后成功策划组办十余场赴新加坡、美国等国内外书画大展赛,编著8部书画集,入选上百部国内外名录,业绩载入《聊城志》和《人民日报》海外版,今年又举办了中外名人名家书画展和共和国将军.中外名家.老知青书画展并在天津、青岛、聊城等地展出,他自费编著了《中外名家.共和国将军墨韵集》一书并无偿赠予百余位中外名家和230多位共和国将军。
他常年无偿指导知青和社会书画爱好者学习和传承中国书画艺术,受到普遍好评。
这次和武警官兵共度建军节期间,张虎臣先生以生活中常见的牵牛花为题材,创作了水墨画《从不低头》,意喻中国人民解放军永不低头无坚不摧,忠于职守,为祖国富强保驾护航的英雄品格。
武警战士还为前来慰问的诸城市党政机关干部表演了集体快板书《军魂》等文艺节目。
知名知青书画艺术家张虎臣等为驻地武警官兵作画共度建军节
作者:姚福生(广州)
知名知青书画艺术家张虎臣先生于八一建军节前夕和山东省聊城市党政机关干部一起慰问驻守在该城市的武装警察部队官兵,并即兴作画与官兵们共同度过一个别开生面的人八一建军节。
张虎臣先生1968年由天津下乡至内蒙古科尔沁旗,现任东昌书画家联谊会长,中国教育协会书法教育委员会理事,比利时、泰国、新加坡、菲律宾、韩国等书画艺术团体顾问,先后成功策划组办十余场赴新加坡、美国等国内外书画大展赛,编著8部书画集,入选上百部国内外名录,业绩载入《聊城志》和《人民日报》海外版,今年又举办了中外名人名家书画展和共和国将军.中外名家.老知青书画展并在天津、青岛、聊城等地展出,他自费编著了《中外名家.共和国将军墨韵集》一书并无偿赠予百余位中外名家和230多位共和国将军。
他常年无偿指导知青和社会书画爱好者学习和传承中国书画艺术,受到普遍好评。
这次和武警官兵共度建军节期间,张虎臣先生以生活中常见的牵牛花为题材,创作了水墨画《从不低头》,意喻中国人民解放军永不低头无坚不摧,忠于职守,为祖国富强保驾护航的英雄品格。
武警战士还为前来慰问的诸城市党政机关干部表演了集体快板书《军魂》等文艺节目。

我与毛主席家人共庆建军节
 
作者:周长根
 
(周长根:1968年有天津下乡到内蒙古科尔沁旗,毛主席笔体书法艺术家,出席2017全球知青人峰会嘉宾)
 
昨天(7月29日)中午,我应好友许志伟之邀,参加毛主席的女儿李讷、女婿王景清及其秘书,保姆朋友等共同举行的庆祝八一建军节家宴。席间我们同赞人民军队九十年辉煌历史和毛主席伟大建军思想,共祝解放军在党中央、习主席领导下更加强大。我应约向李讷、王景清老人赠送的书法<长征><庐山仙人洞>得到了两位毛体内行的肯定和鼓励。当我向李讷转送毛主席的崇拜者~我95岁母亲孟庆花的问候和家乡红枣~〈好想你〉时,她说谢谢郑州老乡,我只是一名普通党员。这次难忘的聚会,使我深感毛主席亲属的谦虚、真诚和伟大!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河北)
我说:“我去给坤子取衣服去。”我抱起女儿,儿子、坤子都跟着我走了,家里剩那四口。
到了成衣铺,衣服已经做好了,给小坤子试试,小坤子套上就没往下脱。我领他俩上大清商店,给他们买点吃的,买点苹果、饼干、梨,给他们买完了,又给他们分好了,一个人一个纸袋,用纸绳系上,自已拎自已的,我把小坤子送回家,我们娘仨儿也回家了。
我们没有开门,直接去了小尚家,在他家说会话,我们就回来了。
小尚说:“秀舫,现在趁那娘仨儿走了,你还不也走,要不等她们走时,找你要这要那的,对劲再找你要车票钱……”
我说:“对,杜卫红咱明天就走。”
卫红说:“行。”
我还养了十一只鸡,两只大鹅。我问小尚:“你要鸡不?”
小尚说:“我不要鸡,俺家有那几只够养的了,你那母鹅给我,公鹅你带走,给你爸吃肉去!”
“行!就这么办了。”
我再带一百斤大米。上生产队要了个草袋子,把大鹅装里头,鹅头在外边,两边用绳给缝上了,十一个鸡装两个纸箱子,纸箱子捅几个窟窿,让鸡喘气的。收拾好了,我给老太太那边背五十斤大米过去。
我和老太太说:“我姐要一半会不走哇,这是她们的口粮,要是住不几天就走哇,这些大米没吃完,就给她们带着。”
我放下就走了,又去清水车队问问有没有车出门,搭段车,给我送到盘锦火车站就行。到车队一问:“明天有车吗?我借光去盘锦车站。”
呵!这帮人可热情了,司机说:“明早坐我车走,我明天去盘锦。”
“几点出发?”
“七点半,起来了吗?”
“起来了,就是不做饭了,到大洼买点吃的。”
“行!东西多不?”
“多!有两旅行兜大米,一百斤,两箱鸡,一袋子鹅,两孩子,俩大人……”
“怎么俩大人,那个是谁?”
“那个是同学杜卫红,她送我,帮我拿东西。”
“啊行!明早晨在家等着,我开车去接你们。”
我说:“行,太好了!”
我回来和小尚、杜卫红说:“明早七点半走,让准备好了,在家等着,车来接。”
小尚撇了撇嘴,说:“看没,溜须你呢,准看上你了,不一定要给谁介绍呢?”
我说:“别胡说,俺们都认识!”我和杜卫红说“你给我送到抚顺,我再给你买回沈阳的票,你先回家,我啥时回来,给你去信,你再回来。”
杜卫红说:“行。”
我告诉小尚:“那边要来人找我,你就告诉他们,我上吉林过年去了,天暖和了再回来,让她们别等我了。”
小尚说:“我知道,你放心去吧,她们来找你,我会答复她们的。”
第二天,汽车来接我们,司机帮着把东西都给搬到车上,驾驶楼双排座,杜卫红抱着我儿子,我抱着我女儿,我们坐在后排座,车不一会就到大洼了,车停在路边,司机招呼我们:“去吃饭吧!别着急,赶趟,火车是下午的,大洼到盘锦有半个点就到了。”
我们心里有底了,进了饭馆看看吃啥?有馒头、米饭、大饼,是白面大饼,我一看烙的挺好,带油的东北叫筋饼,买二斤,一元钱、二斤粮票,三碗鸡蛋汤,我们娘四个吃的挺饱,挺好!从饭馆出来,我们往汽车跟前走,就在这时,鸡从车顶上咯络叫着飞下来了,我说:“不好!鸡跑了,快看看那些个别跑喽!那一个跑就跑吧,怎么逮,不要了!”
司机站在路边上和几个人说话,看到这情景,不说了,都跑过来帮着逮鸡,大马路上过往的行人都帮忙抓鸡,这个鸡到个生地方也发蒙,不知道往哪跑,最终让这帮人给抓住了,你说,把我笑的呀!这帮人都不认识,只要空着手的,都帮着抓,鸡跑到谁跟前,谁就帮着抓,最终抓着了。我和杜卫红一人弄个孩子,我们光看热闹了,跟车的也帮着逮,然后又去商店找来个大点的箱子,把鸡又都一个一个的逮出来,装在大纸箱子里,又用绳子拦了好几道,这回跑不了了,我和杜卫红这一道,想起来就笑。他们把我们送到盘锦,时间还早呢,把我们放在车站,他们就走了。我们由于东西太多,也无法溜达,买了票就在车站等着了,等到快要检票的时候,他们居然来了一个人,是跟车的,来把我们送上车,还没开始检票呢,他就来到了,我忘了他姓啥了,20多岁,站到我们跟前,问:“是不快检票了?”
我一看:“唉!你咋又回来了?”
他说:“来送你们上车呀!司机让我来的,说你再去车站看看去,把她们送上车,这不,我就来了。”
我把我女儿用背带背上,我拎个小点的箱子,里头装五只鸡,领着我儿子,杜卫红给我抱着那个大箱子,里头装6只鸡,小伙子给拎两个旅行兜,杜卫红还拎着鹅,算是把我们送上车了。到沈阳下车又倒到去抚顺的车上,到抚顺下车又倒到大官屯车,又倒到电车站,到刘山站下车了,倒出检票口,正好碰上杨桂英她妈,求杨妽给我姐送的信,我姐求的孙秀兰姐的妹妹,也是良田大哥的妹妹,推着她家的小铁车去刘山站接的我,装了满满一车,小妹帮着推回家了,杜卫红背着我儿子,我背我女儿,从北大河那股道回家了。(待续)
 
    弹起我的土琵琶
  
    ——我的知青岁月
 
  作者:王维俊(辽宁)
清晨,我与狼面对面
 
最近,看了电影《狼图腾》,看到草原狼的狡猾、凶残,不由得使我想起了下乡时候与狼面对面的故事。
我们下乡的地方在锦州西北山区。这里的山上没有茂密的植被,远看就是光秃秃的一片,到了近前才能看到有一些半膝高的野草和荆条。夏天荆条开着高粱米粒儿大小的淡蓝色的花,有些香味,招引着蜜蜂,据说荆条花的蜜最好。漫山的草有些发红,当地人叫“红花草”、“羊草”。生命力极强,在满是石头的山上扎根、分蘖、扬花、抽穗。是老乡苫房、放羊、喂羊的主要来源。
刚到这里时,看到放羊的羊倌带着狗,扛着扎枪,不时还放几个“二踢脚”,我们感到很新鲜,“怎么这副武装?这秃山野岭的难道还有妖魔鬼怪?”一问才知道,别看这秃山野岭的,还就有狼,而且还很多。不时袭击羊群,有时还进村,叼猪崽子、攻击羊圈。为了防狼,家家猪圈、羊圈的墙上,都要插上酸枣刺的树枝或把荆条弯成弓型,插在墙上,因为狼生性多疑,横草不过,因此据说能吓唬吓唬狼。因为没亲眼看见过,对老乡说的“有狼”一事我将信将疑。
可是不久,有狼的事儿,得到了证实。快进腊月,正是三九的时候,天都亮了我还懒在被窝里。房东老叔满身寒气地推门进来。“昨天晚上闹狼了,把一队的羊掏倒了二十多个”。“啊!”我惊得翻身起来。“怎么回事?真的假的?”老叔说:“昨天半夜,一队的羊圈叫狼给整开了,给掏倒了二十多个羊,看样不是一条狼干的,至少也得三条以上。羊这玩意儿最熊,看到狼就傻了,还归堆,狼掏倒一个,见血更红眼,越掏下嘴越狠、越快,掏倒这个,就掏那个,越掏越来劲儿。一会儿你们去看看吧,看看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狼,跟你们说还不信”。
没顾上吃早饭我就去了一队,街上的人都满了,都在议论这件事。到了一队羊圈一看,惨不忍睹,二十几只羊倒在血泊里,肚子让狼掏的乱七八糟,没了羊的模样。羊肚子是羊最囔的地方,狼一口下去几乎把羊的内脏全都拽了出去,羊就剩下一个空壳。“太狠了。”剩下的羊个个瞪着死羊眼,簌簌发抖,“咩咩”地叫着,不知是悼念还是哭泣。“妈呀,真有狼啊!”
这回我们信了,这个鬼地方光穷不说,还有吃人的狼,往后晚间出去还真得加小心。老乡也说,特别是冬下晚儿,有时候狼像狗一样在村里晃悠,狗光叫,不敢出去。你们晚上尽量少出门,弄不好,别穿“狼皮袄”。(叫狼吃了)。如果实在有事儿,也要几个人一起走,不要单独行动,最好随身带把镰刀。“狗怕哈腰,狼怕短刀”!但是,老乡又说:“狼有瘆人毛,你只要看见,你浑身就发凉。你们知道狼皮褥子不?那东西铺在身底下,如果半夜有人进来,狼毛立刻立起来,把你扎醒,就这么怪”。老乡还给我们讲了好多关于狼为害于人的故事,整得我心里痒痒的,还真想看看狼到底什么样!
在我的记忆中,狼还是在动物园的笼子里、来回徘徊的、像狗一样的东西,没什么恐惧感。对于老乡绘声绘色的描述,怎么也害怕不起来。我就不信它不怕人!真是“说嘴打嘴”。我还真就看见狼了,而且就和我面对面。
1971年2月份,春节刚过。我和赶大车的刘四叔起早去五十多里外的南票二河庙子拉煤。早上四点多钟,天还漆黑,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我坐在大车“副驾驶”的位置,放下狗皮帽子的护耳,裹紧了身上的大衣,以抵御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大车出了村,离村不到五里地,快到小河边的杨树林了,刚才还欢跑的马突然打起了鼻响,不走了,站在原地蹄子乱扒。驾辕的青儿马竖起了前蹄,马鬃乍煞,马尾乱扫,两匹拉稍子的马慌乱的四蹄乱败。辕马的突然动作让我俩猝不及防,把我们从车上掀下来。刘四叔“咔”的一声拉死了车闸。
 
“坏了,有狼!”刘四叔惊叫一声,从地上爬起来,“小王,快抄家伙。”我捡起滚落在地的帽子,牢牢地扣在脑袋上,惊恐地四处撒摸。“狼!在哪呢?”顺手操起车上的大板儿锹。几匹马还在害怕的打着鼻响,跺着蹄子,那匹青儿马,“咴咴儿”地叫,不知是在示威,还是恐惧。“在哪呢?”我还在问。刘四叔把我拉到身边,小声说:“就离我这二十来米远,你还看不见?!”我顺着他指的方向一看,我的妈呀,四条狼像狗一样,有半人高,就蹲在离马车左边二十来米的一个小山坡上。绿色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像八盏小灯,但还是看不清具体模样。他们就静静地蹲在那,幽幽发光的眼睛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觉着头发往起竖,浑身起了鸡皮疙瘩。心砰砰直跳,喉咙有些发黏,我听到了“咚咚”的心跳声。“怎么办?四叔!”我的声音有些抖。“别说话,准备好家伙,现在天快亮了,它们不敢怎么样,”四叔说话也有些哆哆嗦嗦。“一会儿,我抡大鞭子,你搁铁锹往车上拍,把响动整大点儿,狼怕响动,备不住狼就跑了,不能惹它。”四叔偷偷的把大鞭子抄到手里,对我说,“抡!”话音未落,四叔的大鞭子在空中炸了个脆响“啪”!鞭子往回一带,又是一个“震耳雷”。同时我的大板儿锹就“噼噼啪啪”、“叮叮咣咣“像连珠炮一样响了起来。当然还伴随我拼命的喊声,“啊,啊”,我感到自己耳朵都震的慌。帽子撴得扣住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就是一个劲儿拍,胳膊都麻了。
“嘿,嘿,别拍了,别拍了,再拍车就叫你怕散架了,祖宗哎!狼都走了,你还拍!”“狼跑了?我操,吓死我了。”踅摸一下四周,对面的八盏小灯灭了,狼不见了影子,我狂跳的心脏,渐渐平静下来。这时候我才感到胳膊酸痛,腿肚子发紧,好像要抽筋儿。浑身是汗,帽子都湿透了,在初春的寒晨里冒着腾腾热气。
“你小子还行,尿裤子没?我屁都吓凉了,长这么大我也是头一回这么近看见狼,今天要不是马有夜眼,咱爷俩就砢碜了”。四叔磕磕巴巴地说。
“怕啥呀,它们要是上来我就劈了它,整个狼皮褥子。”我不知咬着哪个后槽牙说的。不行,得赶快撒泼尿,有些憋不住了。
“得了吧,我要不喊你,今天咱就不用拉煤了,这车直接就当劈材烧了,还吹呢!”四叔看出我的“能耐”来了,给我留着面子。
“四叔,回去别说今天这事儿,要不然你白走南闯北了,可掉价呀。”我先把他的嘴堵上。“四叔,今天我请你喝酒压压惊,走吧!你坐着,我赶车!”我一边赶车,眼睛一边四处撒摸,可别让它们再杀个“回马枪”,手中的大鞭子抡得“啪啪”山响,心还直扑腾。
都说“麻秸打狼两害怕”,没想到,近距离和狼遭遇,我竟然是如此的光景,有点儿掉价!哈哈!(待续
 
         兵团缘
 
      作者:池清(山东)
 
耿永昌见指导员走了,便急着对我说:“建国,有什么好说的,你找指导员问问就行了,要不我从俺班里给你找个人说来说。让我干点活我不愁,我就打怵说话。”
“那不行,指导员的话你敢不听!”我趁和耿永昌说话的当儿仔细地打量着他。
耿永昌长得很浑实,虎背熊腰,说话声音宏亮。他的头上、脸上,身上,和指导员一样也挂满了红土,汗水浸在汗衫里,再叫窑里的高温一烘,已经结成板了。我们也是坐一趟火车来兵团的,他家住海沧区,记得我们是在湾岛站先上的火车,到海沧站后又拉上他们。当时在海沧站也是好一阵热闹,火车为此呜了好几次汽笛才起动。我们不是坐一节车厢,是到兵团后在新兵排才相识的。都是一个家乡的人,在外大家都觉得亲,更不用说还是战友,再说耿永昌人也憨厚,在新兵排有重活他都抢着干。记得在新兵训练结束时他站出来表决心,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象我这么个块头,就是个干窑场的料!”说得大家直鼓掌,这倒弄得他不好意思了,又站起来给大家鞠了一个躬才算完事。这事当时给我的印象就很深,我在那天晚上写日记时,在心里就用他做榜样来激励自己:人家是好样的,咱也不示弱。今天,我就和他面对面地在一起,看到他那个样子,我很心疼,正好借采访的时机让他休息一下,我也可以好好地挖掘一下我战友的内心世界。
我一把拉着耿永昌的胳膊说:“咱找个阴凉地方好好聊聊。”小金在一旁插话说:“老智,咱还是到连部吧,那儿还有水喝。”
耿永昌一听说到连部去,赶紧说:“算了,到连部来回还耽误事,就在这找个地方说说算了。”
其实我心里也很矛盾,我也想到连部去,这样耿永昌还可以顺便好好休息一下,可我又觉得还是在现场比较好,一是就象他说的可以节省来回的时间,二是在现场采访有实景感。我便对小金说:“你回去忙吧,我和老耿在这儿聊聊就行,现场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老耿还可以当场给我说清楚。”小金一听我这样说,便应声回连部去了。
我有意识地选了砖窑对面一个大泥堆的阴凉地,与耿永昌席地而坐。到兵团两年,我这还是第一次到砖窑连来采访,因而心里有一种兴奋感,也是第一次与我同来兵团的战友面对面地采访,心里同样有一种兴奋感。耿永昌跟我来到这块阴凉地,扑通一下就坐在地上,他看着我说:“老智,实话跟你说,我真的感觉累,要不是在现场,我真想躺下。刚才小金叫我到连部去,我是不敢去,我怕去了一坐下就会睡着了,在这里总能给自己提个醒。” 
他的这番话说得我心酸,我心疼地对他说:“永昌,你先洗把脸吧,今天不着急,咱俩慢慢聊。”
“哎,不行,建国你不知道,窑里是一个萝卜一个窝,我出来了,别的战友就得多干活。再说,指导员的身体也不好,你看他那个瘦,我了解他,他是嘴上硬,每天晚上他都往腰上贴膏药。”他左右很看了一下,见没有外人,便很神秘地说:“有一次我晚上到他宿舍找他汇报工作,叫我给撞上了,他嘱咐我坚决不能对外说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会影响战士的情绪,他是用命令的口气跟我说的。我今天也就是和你说说,你千万不能传到团里去,听见没有!”
我的鼻子已经酸了,我不敢说话,有意识地把自己的鼻子收缩了起来,我这时要是一说话肯定会掉泪,我强忍着自己的感情,只有顺从地点点头。我在心里责怪着自己:平时都干什么去了,怎么不早一点到砖窑连里来呢?自己有那么点小委曲就受不了了?我从耿永昌的话语中,一下子看到了自己思想和工作上的差距。我心里默默地想,这次一定要带着感情采访砖窑连,把这篇报道搞好,也算是改正自己缺点的一次实际行动吧。我对耿永昌说:“你先坐一会,我去给你倒碗水。”不容他说什么,我起身就跑到刚才那个窑洞跟前,用水瓢盛着满满一瓢水回来,看着他喝下去,我的心里才舒服了许多。
耿永昌喝完水后,把嘴一抹说:“你要问什么就问吧,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你今天先不用说别的事,就把刚才指导员说的你用身体顶塌窑的事说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说的我都感兴趣。”我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本子和笔。
“哎,你能不能不记,我一看你记我就不会说了。”耿永昌直朝我摆手。
我一听,“行,我不记了,就算咱俩今天聊天。”我转念一想:这样也好,他放松地讲,会讲得生动一些,我用心去记,回头再按柳干事说的好好整理一遍,这样对写稿更有利。
耿永昌的话匣打开了,用他自己的话说:“说自个干的事,咱会说,——不过,我给你纠正一个说法,那不是我个人干的,这个功劳不能记在我个人身上。”他见我没有表态,便冲着我嚷:“哎——建国,我说你听见了没有?”我想急于让他说这件事,便随口答应着:“我听见了,我听见了。”
耿永昌告诉我,那是一个多月以前,又轮到他们班出砖,——我们团这个转窑为了不停火,分成三个班次轮流作业,叫做“歇人不歇马”。因为烧窑有周期,出窑时不一定会轮到哪个班,各班都愿意装窑而不愿意出窑,装窑时尽管窑里也热,可砖瓦坯不烫人的,所以大家都还能受得了,出窑可就是“双料的”,不仅窑里热,烧好的砖瓦也热。为了抢装窑的时间,在砖瓦烧好后,打开窑门稍为一通风就进人,干活时稍不注意身上就可能被烫起泡,所以在窑里干活不管再怎么热,身上的衣服不敢脱。
这一天耿永昌他们班出窑前,赵连长就向他交待说,在窑顶的添煤口发现这批砖在烧制的过程中,可能有的砖烧裂了,导致窑内的砖垛有些变形,在出窑时很有可能塌窑,他提醒耿永昌在作业中一定要留神,既不能塌窑造成损失,又不能出现人员的损伤。耿永昌听连长这么一说,一下子把心就提起来了,他们干活就怕听到“塌窑”这两个字,干点活出点力没什么,这窑要是一塌了,碎点砖砸点瓦那只是叫人心痛的事,可要是伤了人,那就不好交待了,——再说谁也不知道这窑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塌呀。耿永昌心里直犯嘀咕,来到兵团还没遇到这样的事,怎么今天叫我碰上了?可他又一想,事是躲不过去的,趟上了就得抗。他向连长表态说:“请连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出窑任务。”
其实耿永昌不说这话,赵连长心里也有数,耿永昌这个班长胆大心细,干活有心眼,他带着这个九班不知完成过多少次艰巨的任务。昨天晚上赵连长到窑顶巡视烧窑进度时就发现这批窑烧得有问题,他正盘算着这块硬骨头叫谁来啃,他一看班制表知道正好是耿永昌他们班干,就稍为地有点放心,他唯一不放心的就是万一塌窑伤人就是个事故了。他想向耿永昌交待一下,万一出现塌窑,宁愿砸碎了砖也不能砸伤了人,砸碎了砖他这个当连长的大不了做检查,可要是砸了人,他怎么能做得起这个检查!人家孩子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从城里好好地来到建设兵团,结果到这里给砸伤了,咱怎么向人家的父母交待!尽管他放心耿永昌的工作,但连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耿永昌也是一个才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呀。
耿永昌向连长表了态后,见连长是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自己不说话,他知道连长对这个活担心,肯定有事还要向自己交待。他也是眼睛一动也不动地看着连长,他期待着连长给他指点些什么。
连长叫赵有地,是从沂蒙山区走出来的兵,解放前家里穷,没有一分地,他娘生下他以后,他爹就盼着家里能有一分地,就给他起名叫“有地”,在他爹的眼里,赵家只要有了地就能过上好日子。后来解放军进了他们村,他们才知道光有地是过不上好日子的,要过上好日子还得靠解放军靠共产党,于是他爹就让他参了军。再后来他在部队学了点文化,再加上自己能干,就提拔起来当了副连长,现在调到兵团当连长带兵。他长得有山里人的气派,脸晒得黝黑,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一看就是个能出力的人。耿永昌对他连的这两位首长打心眼里都佩服,指导员有文化,办事比较精细,是他们连里的“军师”,连长虽然文化浅点,但他处理复杂问题也是有一套的,只要连长再给他指点一下,他的心里就会更有底。赵连长也从耿永昌的目光中看到了自信,他冷静地对着耿永昌和全班人说:“同志们,你们九班是一个善于打硬仗的班,今天这个任务对你们就是一场新的考验。我要求你们在这次作业中,不仅要象过去一样能吃苦,还要更加注意胆大心细,每出一层砖都要仔细观察。我们要做到在不损一块砖的前提下更不能伤一个人,怎么样,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有!”全班战士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
“好,开始工作!”赵连长发出了命令。
九班的战士们今天觉得这场作业不同于以前的作业,今天的这次作业似乎就是一场战斗,他们面前的那些已经烧好的还有些烫人的砖就是他们的敌人,他们这次一定要打一个漂亮仗,让兄弟班看看,九班个个都是好样的。
进到窑洞后,九班的战士各自动作起来,有的卸砖,有的码车,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只是各自又多了一项责任,那就是细心观察。
当他们出完窑洞口边的前三批砖时,耿永昌已经发现再往前的第二批砖已经有烧裂的,垛面已经有所倾斜了,因有前面的砖顶着还没有倒下来。
“注意前面第二批砖!”耿永昌高喊了一声提醒正在作业的战友,接着他走过去把正在那个面作业的战友替到别的位置,他自己在这个位置上小心翼翼地干起来。
正当他把自己面前的那批砖卸下来转身码车时,正在他旁边作业的战友猛地喊了一声:“不好!”
耿永昌在脑子里下意识地闪了一个念头:“要塌窑!”
他迅速地向那位战友喊的方向转过身去,这时,这批砖垛已经向下倾斜了……
没容他多想,他嘴里喊出一个声音:“闪开!”便一步抢上去,用他那还算宽大的后背挡住了正在向下倾斜的砖垛。
在他的后背与砖垛接触的那一瞬间,他觉得一阵钻心地痛。他们作业时出砖都是带着厚布手套,就这样出一会砖就觉得手套已经烫人了。现在他身上穿的就是薄薄的一层汗衫,整个一面砖垛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他感觉整个后背就是放在火里灸着,那疼痛已经穿过皮肤和骨头,已经逼迫了他的心脏。他顾不得这些,他本能地张开自己的双臂,似乎这样能用更多的面积顶住那塌窑,他的小臂赤裸裸地没有一点衣服遮挡,让砖一烫顿时没有了知觉,先是觉得像是无数个钉子扎在上面感觉一阵阵地钻心,再后来就是麻木,全然不知自己的胳臂在什么位置。
“还瞅什么,班长都上了咱快上呀!”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在窑里作业的战友全部扑上去,用自己的身体组成了一堵人墙,死死地挡住正在往下倾斜的砖垛。
这时,砖垛已经完全塌在战士的后背上了,个别的砖已经顺着他们的肩头开始下滑。
“稳住!慢慢蹲着放下!”耿永昌在指挥着战友们。他们借着塌窑的惯性,让这些砖就躺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他们顺势下蹲,让这些塌窑的砖从他们身上滑到地上,这样基本上没有破损的。
“班长,你的胳膊烫起泡了!”一位战友拉住了耿永昌的胳膊。
“吆呼什么!赶快出砖!”他理解这位战友是好意。他知道,肯定每个战友身上都有烫伤,可现在不是心疼你我的时候,虽然他们顶住了塌窑没有造成什么损失,可那边装窑的兄弟班正在追赶着他们这边出窑的,再后边,雄雄的窑火更是不知情地追赶着装窑的战友,他们出窑这道工序稍一耽搁,那整个这窑砖瓦就会变成废品,那个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那位战友也理解班长的心情,看了他的胳膊一眼便埋头干活了……
“好了,建国,事就是这么个事,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要去干活了。”说完,耿永昌便要站起来准备走。在他用手撑住地面准备站起来时,我才发现他胳膊上有一块鸡蛋大小的伤疤。我一把将他摁在地上,拉过他的胳膊问:“这就是那次烫的吧?”这块伤疤还没有好利索,上面还有一块血疙渣。“你怎么也不到卫生队包包?”我心痛地埋怨他。
“包什么,这么点伤就包着,打老远就能看见,那不叫人笑话!”他把胳膊从我的手里抽出来。“好了,我不跟你聊了,窑里还不知怎么样了?”他站起身来刚要走又转身对我说:“建国,我再次告诉你,你一定不能把事都记在我自己的身上,你要是不听我的,那你就不是我的战友!”
我已经被他刚才讲的这事搅得五脏六腑都翻个了,就想着怎么能把这事以最快的速度真实地写出来,把我们兵团战友的壮举宣扬出去。我没有回答他的话,而是对他说:“这么着吧,我现在就跟你到窑里去,再亲身体验一下当时的情景,不然我光听你说净写些外行话也不好交待。”他觉得我这话说得在理就点头答应了。
我随他刚一进窑洞,那股热浪又向我扑来,这次我没有缩回头去,汗一下子就从我的额头渗了出来。耿永昌对我说:“我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就是你自己体会吧,我干活去了。”说完就向他们的作业面跑去。
我定下神来,看到眼前整个窑洞很大,作业面的宽度跟一个篮球场的宽度差不多,向前延伸的距离就比较远了,向上看,我这样的个头跳一跳就能摸到窑顶,窑顶有规则地排列着一行行一排排碗口大的圆孔,那就是添煤口。按说煤是黑的,可整个窑洞是一片红的世界。后来我才知道,土被火一烧就变成红色的了。在前面不远处,是耿永昌他们班在出窑,在我的身后,有一个班正在装窑,这个班有个战友看见我进来了,还向我招招手,我也用同样的方式回答了他。在他们的后边,能看到刺眼的窑火,从我站的位置看,那个装窑班的战友就好像是在窑火的旁边作业。虽然砖坯是凉的,但和窑火相伴那滋味也是难耐的。我在心里这样想着,但我怕走过去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我就这样站在这两个班作业面的中间,不仅能看到他们出窑装窑的工作场景,而且我已经体验到窑洞内那炙热烘烤的温度。我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胳膊放到窑洞的墙壁上,那热象触电一样使我的胳膊反弹回来。汗水已经顺着我的脸颊象一条小河似的淌下来。
我没有动,我想多感受一些:我这才进来多长时间,我的战友每天都要在这里劳作。我感到我的责任重大,似乎我站在这里与我的战友们一起流汗,我的心里也感到踏实了许多。我的军装已经被汗水粘在身上了,胸部以上全部都湿了。
我仍然没有动,我在感受着这种热的同时我也在打着腹稿,今天我的灵感似乎特别好,思路也很清晰。我闭着眼睛,脑子里想像着耿永昌他们顶塌窑的情景,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进入了他们的境地,并且与他们融到一起了。
  “你怎么还没走!”耿永昌猛地拽了我一把,把我推出了窑洞。他一转身又钻进去了。(待续)
 
     我的五味人生
 
   作者:唐明达(辽宁)
 
 
按照市委秘书画的路线图,我们毫不费力地找到了省知青办公室。不太大的院子里,有一座日式的二层小楼。大门右侧的门柱上,挂着大牌子,——“辽宁省知青工作办公室”黑体大字格外的醒目。
我们刚要朝里走,又被门卫挡住了,要求我们登记。按照要求我们很快办理了登记手续,可是门卫只允许我们派代表进去。
我没理那个茬儿,带着大伙径直地朝楼里走去。
门卫操起了电话,我们已经上了楼梯。
在二楼楼梯口,一个人迎住了我们,一看又是个秘书,带着近视镜,文质彬彬问我们:“你们是哪里的知青,有事嘛?”
我告诉他:“盘锦的。”
他礼貌地把我们让进了办公室,并示意我坐在写字台旁边的沙发上,拿出了笔和纸要做记录。
我冷眼看着他,说:“我们不是要登记,要找说了算的解决问题 ”。
我的话好像伤了秘书的自尊,他说话也不再那么客气了,说:“那你们得预约,我请示领导,安排具体时间吧。”
“哪有那时间啊,就今天!”
“今天必须见真佛!”
“今天不解决问题,就不走了!”老青年们一听秘书的话火啦,纷纷抢起了话,屋子一下乱了起来。
看着失控的局面,这位秘书出了屋。
我向大家伸出了大拇指,示意了对大家表现的认可。因为今天才是接触火力点的时候,这才是紧关节要的地方。
我们在办公室坐了足有二十分钟,楼下响起了汽车鸣笛的声音。
我朝窗下看去,只见一辆伏尔加轿车驶进了院里,一个四十左右岁的男人下了车朝楼上走来,很快来到了我们所在的办公室。
他头也没抬地来到了写字台后面,慢慢地坐下。
那位秘书随后跟了进来,向我们介绍说:“这是我们的知青办周主任。”
这位主任白白胖胖的,从进屋到落座,始终没瞅我们一眼。自顾自地点燃了一支大前门烟,把两只手放在了写字台上,好像桌面上一下摆上来两个白面馒头。
他的嘴角蠕动了下:“谁是头啊?”那声音又轻,又小,简直就是从鼻子里出来的。
大家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好,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没人吱声。
我怕让这位主任占了主动,马上回了他的话:“我们没有头,也不需要头。”
他把目光转向了我:“那来这么多人干什么?”他突然放大了声音,把屋里的人吓得一激凌。“想造反吗!”他说着把烟盒往桌面上一拍,抬起眼皮,咄咄逼人地扫视了一圈,让人不敢同他对视。
一定要反制他,这样下去,局面会很被动。自己心里这样想,声音特意变得比他大,反问道:“什么叫造反?”我直视着他,又进一步提高了嗓音:“你给我们解释清楚!”
“强行闯楼,聚众围攻,不是闹事吗?”还好他给我们降了一格,我反客为主,让他的话渐软。
我看出来了,这个主任是个久经沙场的老手。我必须争取主动,继续说道:“找你是因为你在这个位置,你有这个责任!我们之所以这么多人来,是因为大家各自情况不同,谁也代表不了谁。我们以为你这个主任是我们的父母官,孩子有事找家长,倾诉困难有错吗?”
室内知青发出了赞许的声音,没了刚才紧张的气氛。
周主任的目光,不再像刚才那样咄咄逼人了。
我乘胜追击,直视着他说:“你嫌我们来人多了,迎头就给我们扣了个大帽子。请问:如果没有辽宁省几百万知青,你还能当这个大主任吗?总跟一二个人打交道,那你就连个青年点长都当不上了。” 我的话引起在场的人一阵哄笑。
此时的周主任有些被动,但也不甘拜下风。声音仍然那么大:“我说的是形式,你们这种反映问题的形式是错误的!”
“形式?”我用反问的语气,对这位主任发起了又一次反击:“你看到老知青在农村的形势了吗?他们在受着磨难,在呼嚎,在绝望!”我的话一下点燃了在场老知青们心中的怒火,顷刻燃烧了起来……
“下乡这么多年,让我得了胃病,关节炎,腰脱,有谁管过我?”
“人家二三年就回了城了,我下乡都七年了,要回城有什么错?”
“我的父亲有病,卧床不起,母亲快哭瞎了眼睛,你说怎么办?……”


“我们强烈要求招工回城,老青年必须加大比例,增加名额!”
“我们不能等了,再等就是个死!”
这一连串的呼喊,周主任感到有些手足无措,不住地摆着手说:
“你们这些困难问题,不是我周杰个人能够解决的。”
“那你坐在这把椅子上,是吃干饭的?”一个老青年听到周主任搪塞的话,气愤地说:“你是知青的当家人,不找你解决,找谁?”(待续)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江苏)
 
 
老黄一看,这个法儿走不了了,就对杨秀峰说,我去分局所吧,到赵所长那歇一会儿,再弄点吃的,老黄在寻求局警的庇护。杨秀峰一听,老黄要去分局所,不好意思再拦他了。那地方毕竟是管事的,况且公司和局所都是利益链上的,平时,警察都给金高丽老黄这些二鬼子撑腰,老百姓都不敢惹。杨秀峰一想,不能明目张胆的限制人身自由,这样对自己不利。还是软办法,人都吃软不吃硬。不如做个顺水人情,于是,杨秀峰假装关心,亲自把老黄送到分局所,随后,又叫人把老黄的家属和他的姐姐也送到分局所。
其实,杨秀峰和分局所早已混的很熟,赵所长,赵小惦也心知肚明。早就知到杨秀峰其家其人,只是平日里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今天这架势,赵小惦看出门道来了,他也有耳风。知道时局吃紧,不能得罪杨秀峰,二人从局所里出来,找个背阴处,密谋串通了一气。杨秀峰一再表示,一定不会亏待赵小惦。杨秀峰之所以愿意把老黄和他的家人安排在分局所里,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满足了老黄的要求,使老黄觉得,呆在局所里会更安全;二是是把老黄和他的家人搁在局所里,就等于把老黄栓在这里,为他下面要做的事情减少不必要的阻力和麻烦。
安排完老黄,杨秀峰从局所里杀回来,叫人把库房撬开,从里边拿出一部分物品发给耪青户,有手巾,背心,水靴等,东西虽不多,却挺实惠,一下子就把人心拢住了。随后,杨秀峰又安排人把公司稻仓里的陈稻子拿出来分给耪青户。嘴里还振振有词道:这都是大伙种的,你们拿回去也尝尝稻米是啥滋味。人们开始对杨秀峰产生了好感,甚至有点感激他了。到这时大火似乎明白了,这世道恐怕真要变了,不然,杨秀峰敢这么闹腾。杨秀峰见大伙来了情绪,就顺势说,都别怕,满洲国真的垮台了,小日本已经完蛋了。大伙听我的,我不会让你们吃亏的。农民就是一个厚道,实在,谁给了好处,就向着谁。大伙一致表示,愿意听杨秀峰的,跟着他干,至此,杨秀峰收买了人心,拢住了乡亲,完成了他推翻老黄第一步棋,
接下来,杨秀峰做了全面部署:
年轻一点的,像父亲、陈士清,张才,张信,李树坤这些人(当时都是十六七岁,大人们习惯叫他们小嘎子)去站岗放哨,打支应跑腿,围住老黄家,悄悄地溜着分局所,防止老黄及家人逃跑。
杨家的直系亲属都安排看守粮仓,库房,大型农具,牛群等。外人一律不得靠近。
杨秀峰又派家人亲自把大段的孙占鳌,人称孙白毛的请来,让他领头。孙占鳌,一脑袋白头发,个子高、嗓门大,有号召力,又是个热心肠的人,围前左右,谁家有个大事小情的,总爱出头露面,办起事来也“卓成”,人们都愿意听他的,
杨秀峰很有心计,也很精明,他为了掩盖自己的目的,而让孙白毛领头,就是想证明,穷人被逼无奈,才反了,可谓一箭双雕。背地里杨秀峰又给孙白毛上上劲儿,打打气儿,许下了好处。不过,去抢二鬼子,老孙头还是愿意干的。
孙白毛走马上任,按照杨秀峰的意图,让几个老把式杀猪熬肉粥,公司的猪圈里,喂着好几口大肥猪,抓出来一个杀掉。架上大锅(农忙时给耪青做饭的大锅)放进去好几斗稻米,把新鲜的猪肉,切成骰子块,熬成了一大锅肉粥。满大街都飘着肉粥的鲜香。除了杨秀峰外,几乎所有的人从小长这么大,哪吃过这么香的稻米肉粥,一个个撑的直不起腰来。这时,人越聚越多,耪青的,看热闹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聚集了一百多号人。
吃完肉粥,天也黑下来了,孙占鳌看看是时候了,站在公司的高坎处,高声喊道:各位都听好了,咱们去抢老黄,抢二鬼子去啦!众人听罢,紧跟着呼喊,抢啊!抢啊!蜂拥而上。呼啦啦的直奔老黄家和他的姐姐家。不多时,把两家的粮食,衣物、被褥、家具,锅碗瓢盆等,一扫而光,
看看抢的差不多了,杨秀峰来到分局所,见到老黄,上气不接下气的说:“哎呀,大哥,不好啦!你说这是咋了,穷鬼们都疯了,反了!把公司(故做的假象)和家里都抢了,挡都挡不住,一光二净的呀!大哥,小弟对不住你了,我没看好啊!快回去看看吧”。说着说着还直跺脚,显出非常着急的样子。老黄来到家里一看,空空如也,连根木杆子都没剩下。他和家人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如同家里死了人一般,报上庙了。杨秀峰一边劝着,安慰着,一边对老黄说:”大哥有我呢,上我那去吧,我的就是你的。。。
老黄望望天空,瞅瞅大地,举目无援,他彻底绝望了。爬起来擦了擦眼泪,对杨秀峰说:“兄弟,看在咱们磕头一场,你放我一条生路吧,让我走吧,我要到北庙找我们的人去,你就成全了我吧!”杨秀峰假装客套了一番,最后说:“好吧,既然大哥执意要走,小弟我也不勉强了,我让要文喜套大车把你们连夜送去。
强占了北公司,赶走了老黄,杨秀峰完成了他计划中的第二步棋。
打发走老黄,杨秀峰松了一口气,看看公司院子里,还有许多没走的乡亲,他走过去,连连给大伙作揖,感谢大家为他出了力,杨秀峰一再表示道谢。然后宣布:凡是在公司耪青的,该干啥还干啥,该怎么干还怎么干,秋后工钱有他支付,请大伙放心。大家一听,心里有了底数,都陆陆续续的回到家。(待续)
 
 

 





 















 
知青文学(83)

综合资讯  加入时间:2017-8-4 15:53:35     点击:12

 

        2017.8.5星期六(83)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

1980年6月5日
    最近,5月25日见盟委书记白俊卿,5月31日见盟委副书记张广经,盟委副书记赵杰,均提出回农村知青点申请。
今天,昭盟知青办为我开了封介绍信:
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行政公署介绍信第59号
翁旗知青办:
      根据领导指示,柴春泽同志仍是你旗知识青年。请给安排劳动场所并按知青对待,具体地点请你们定。
此致敬礼!
                 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行政公署知青办
                              1980年6月4日
    我很高兴,因为介绍信中称我为“柴春泽同志”,拿给一些朋友看,可大家并不关心是否称我为同志,都对我再次回农村青年点不理解。
 
1980年6月6日
    身体恢复后, 父亲已去红卫矿上班。为便于民族生活,我和立新由赤峰桥西家搬到赤峰市花园胡同内二舅家一防震棚住。
    近一时期以来,每天为立新买草药成了我的主要任务,立新也有所康复。10号之后,我就要第二次下乡到翁牛特旗。因此,家里需安顿一下。特别是立新的思想工作,更应做细。我反复向她解释,我不能留在城里吃闲饭,不能只靠她的工资来生活,更重要的是我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组织。就这样,她明确表示,支持我第二次下乡。
                           
1980年6月14日
    6月11日,下午到旗里。经旗知青办林秀、白桂英两位主任向旗委汇报,又经旗委开会商定:因玉田皋青年点已撤销,吃住等都有困难,不能再回玉田皋。中午,旗知青办小范来通知,旗委商量决定我到广德公南窑青年点(砖厂),需到玉田皋办理一下“转点”手续。因为我的知青一切关系全在玉田皋。翁旗知青办给我开了两封介绍信。
玉田皋公社:
      下乡知识青年柴春泽同志经旗里决定安置在广德公南窑青年点,请给予办理户口、粮食关系等转点手续。
                                       翁旗知青办
                                    1980年6月12日
 
广德公公社:
      下乡知识青年柴春泽同志经旗里决定安置在你公社南窑青年点,请给予办理有关手续。
                                           翁旗知青办
                                    1980年6月12日
                           
1980年6月16日
近日,在南窑青年点劳动,烧砖、压瓦、抬板、倒土。今日,给刘立新写信一封。(待续)
我所知道的柴春泽(29)
高  颖
 
立新:
      我于本月11日下午6点30分,乘盟京剧团给新华书店运书的车到翁旗,住旗革招待所。15日前的几天,一直在旗里等旗里研究决定我下乡的地点。旗里决定转点到广德公南窑青年点,个人服从组织。
6月15日上午,我同广德公公社党委书记马文彬、副书记方喜等同志一起到广德公公社。下午,我便同广德公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景荣同志从公社步行5里到了南窑青年点。正赶上这里烧砖出窑,我习惯地放下提包进窑出砖。
这是一个比较老的青年点,最初是上海、天津等地知青。现有本旗工交口下乡知青2一名,社员近40人,烧制砖瓦,种庄稼,栽培果树,另有90多只羊。单独核算,属于大队办的企业。吃粮最次的是小米,吃菜免费,青年在这里很安心。劳动之余打篮球,下象棋,青年点内外歌声嘹亮。这里四面环山,山戴帽,果树围山腰,另有清泉。
第二天,大队的同志给我带来一套行李,是半新的,我很感动。
咱们结婚刚3个月,我又来到这个山村,你一定会责怪我的,但我想你一定会理解我。我不想在家里当“白吃饱”,尽管你有工资,但我感到靠你来生活会脸上发烧的。刚刚结婚就当“牛郎织女”,父亲身体又不太好,你也在治疗中。立新啊!我的心也是肉长的。我怎不想和你天天在一起生活,共同尽最大的努力使咱们的老人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一定的安慰呢?可我现在不能这样做。我相信,我的选择没有错。望保重身体,心胸宽阔。
                          
1980年7月9日
    前几天,收到立新和妹妹桂荣寄来的钱、粮票、邮票,真是雪中送炭。近日胃病发作,忍痛参加劳动,疼得急人、烦人。苦累同胃病比简直太无所谓了。今日,向宋秀兰要了几粒胃得宁,效果良好。
    大队和砖厂班子同志几次叫我回家看看。6月15日至今快一个月了,头顶炎日,大地烤脸,浑身汗水洗,我在这里自觉接受着锻炼和考验。
 
1980年7月27日
    听从砖厂领导的安排,本月13日至25日回家看望。
    昨晚,回到青年点,今天压砖一天,继续艰苦劳动之生活。
    此次回赤峰见到不少同学和老相识,从言谈中得知绝大多数人都不赞成我现在这么做。主要理由是:自身被囚禁多年,身体不好,结婚不到3个月,妻子有病需要治疗和照顾。有一个声音屡次在我耳边响起:“再次去农村,何苦呢?”怎么办?已经这样走下来了,还是再咬牙坚持一下吧!
                           
1980年8月22日
惊人的井内落石一幕。
7月30日起,参加打井劳动(据说自1976年以来已经开工4次均未成功)。今天,是第23天,每天双脚陷在泥里,挽起的裤腿以上也粘满了黄泥,上衣前后均是泥,脸上头发上手上全是泥,我们一直在井底下的几个人,几乎都是泥人。装满石块的柳筐,通过井口架起的滑轮由一头大黑马拉起。今天,不知何故马惊了,拉柳筐的绳子断为两截,满满一大筐泥石失去控制,向我们砸下来。我的双脚陷在泥里动不得,眼见碎石从头顶砸下,只好听天由命。井口的人全都惊呆了,瞬间,我看见他们都张大嘴巴在看着我们,有的喊“井下人躲开”。不知是哪里来的力气,我跳了起来,右手抡了一下,石头分向3处,除右臂擦伤外,有惊无险。大家说:“你们几个命真大。”我只是有些后怕,当时不知为什么并不太怕,也许顾不上吧!厂长决定:立即停工,井不能再打了。有人提出,打井不能停。厂领导决定不允许我再下井作业。加之胃病复发,我也只好服从,在井上抬沙石。
    1980年8月29日
接到立新的信,刚怀胎几个月的孩子流产。
我急急地于8月25日赶回家中。
立新用拳头捶着我的背哭着说,你只想着要党籍,不想着要儿子,流产了,医生说是个男孩。
遵医嘱,虽然是小产,也要像坐月子一样好好护理。近日为立新买药、护理。
双眼变红了。是上火吗?我陷于深深的自责之中:我不是一个好丈夫!我在想,难道自己又错了吗?我这是为什么呢?我该怎么办呢?路在何方?
 
 
1980年9月1日
8月30日,接到旗委通知,今日赶到旗纪委。中共翁牛特旗纪委工作人员王文汉同志向我传达盟委、旗委领导指示,大意是,我的问题需做复查结论。这次要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事求是地复查过去结论中涉及到的问题。复查结论说:
经查,柴春泽在中央打招呼会议后,特别是经过办班态度转变得很快,表现好,没有错误言论和行动。柴春泽同志的错误事实经这次复议决定,以此次复查结论为准,恢复其党籍,党龄连续计算。
    我心情很激动,我又找到组织了,又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把这一喜讯告诉立新,她一定十分高兴。(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我下乡时的另一些故事
 
王志仁
 
深夜放贼
    下乡的第一年青年点没盖好,我们46名同学4人一组,被分到离大队食堂较近的二队和四队的社员家中。4人一铺炕,土墙的两面用桦木棒子打的箱子架,架子上放着四只木箱子。白天随队里劳动,晚上随队里护秋,看护即将收割的玉米、黄豆、葵花籽、油籽等等。点委会为鼓舞士气,决定出一张刻印的报纸,刊头叫“东升战报”,让同学们投稿,由滕白勤组稿刻印。记得我们投稿十分踊跃,我把自己这几天晚上深夜护秋的感受,理了理思绪,写了一首四句诗交上去,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首诗的题目是“护秋”。内容是“皓月高挂当空照,青纱帐里静悄悄。滨城儿女护硕果,夜幕深处防贼盗”。当时,我们刚下乡不久,带队师傅和同学们彼此很不熟悉,带队师傅拿着战报,欣赏这首小诗,找到我,并从此认识了我。
在那个年代,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队长偷,会计搂,社员缝个大布兜。”晚上躲在苞米地等小偷,每当听到营子里传来驴的叫声时,我们便知道,此时已过了半夜12点。小时候,只知道大公鸡会报晓,报时,没想到驴也会报时。白天挖了一天树坑,晚上再蹲在苞米地里护秋,过了12点眼皮睁不开了,上下眼皮直打架。那一天,轮到我和同学德子护秋,12点刚过,就听见远处传来了刷、刷、刷的声音,接着是咔嚓、咔嚓的册苞米棒子的声音,我俩立刻紧张了起来,心也随之怀怀急促地跳了起来,拿着装了三节电池手电筒,手哆嗦着直奔发出声音处。当我把手电筒的光亮直射夜盗者的那一刻,空气几乎凝固了。真没想到,偷苞米棒子的人,竟是我的房东和他的儿子,手里的麻袋已快装满。大队有规定,一个棒子罚款五元,这不得罚他个倾家荡产啊!再说,这盗贼是谁不好,偏偏是担任生产队副队长,关照我无微不至的房东。愣在那儿足足有两分钟,还是房东先说话了:“你们不是回去睡觉了吗?怎么还在这儿。”原来,夜里11点钟的时候,我口渴了回去喝水,开门,房东是知道的。走时,他却没有听见我的关门声,因为我怕影响他们一家睡觉,关门很轻很轻的。房东以为我们回来睡了,于是,就发生了刚才那令人费解,又十分尴尬的场面。把他们爷俩抓起来送到大队,明天不但要被罚款,而且,要名声扫地。就在这一刻,我和德子,做了一个大逆不道的决定,在当时看来是不可能的:放他爷俩回家。晚上护秋,是为了让集体财产不受损失,抓到了贼,我们却把他放了。看着他爷俩,把刚刚册下的棒子倒在地头,拿着空麻袋,消失在夜幕中。我在想,我们从文明的城市来到这里接受再教育,到底应该是谁教育谁,是文明改变落后,还是落后渗透文明,在互相作用的潜移默化中,到底是谁在改变谁?那个晚上,放贼之后,我没有合眼,没有一丝困意。放贼的过程,悄悄地走过了29年,今天泛起在脑海中时,对错已无须评说。
 
千里噩耗
    1977年8月2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我到同校赴昭盟王清洲同学的住处去玩,无意中从他箱子上的一封信中,读到了我一生都无法忘记的消息,“王志仁的爸爸在7月16日下午去世了,因为路途太远,家里没有通知他”。因为我和王清洲是同校同班同学,又是邻居,这个消息,是准确无误的。我抹了一把涌出的眼泪,因为屋子里就我一个人,没有告别没有声张,悄悄地从四队回到了自己的住处。我的住处也只有我一个人,回到小屋,趴在卷起的行李上,再也忍耐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惊动了四邻,惊动了收工回来的同学。迢远离家,我是第一个接到父亲去世消息的人,因为我的选择,没能在父亲临终前尽孝,为自己留下了终身的遗憾。
    知道那个噩耗以后,我从中午一直大哭到晚上。天黑了,我又独自一人来到山坡上,用根树条子,拼命地抽打着身边的野篙子。看着一棵棵应声折断的野草,我回味着我心中的高山,心中的天梯,永远失去的父爱。
    听妈妈常讲,我出生时没有母奶,见不到现在那么多的奶粉和牛奶,那时候,只能吃苏联产的炼乳。炼乳是以鲜牛奶和羊奶经过消毒浓缩加糖制成的饮品,当时我们国家的这类产品靠苏联进口,偏巧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专家撤回国,炼乳买不到了。我吃惯炼乳,除它什么也不吃。腊月里,父亲骑着自行车,找遍了所有曾经卖过炼乳的商店,最后,在椒房的一家小店里找到炼乳。尔后的日子,父亲每星期两次骑自行车走20公里路,为我买炼乳,一买就是一年,直到我开始吃饭了。
    我兄弟姐妹6人,我在中间,是男孩的老二,男女孩排在一起老四,是父亲最喜欢的一个孩子。小时候,常常记得,父亲每月总会带我去一次大连动物园,看完猴子、老虎,再逛商场。然后,固定不变的是在天津街的锅贴铺吃锅贴。他要二两酒,一盘花生米,我吃锅贴。
    因为父亲琴棋书画全在行,又是旧社会私塾底子,文化底蕴很厚,晚饭后,我在他的背上数星星,他会一串串地给我说出天空上月亮和星星的故事。由于他的出身,在那个文革中,他没有逃脱挨整的恶运。被揪出后,挂着只系一根细钢丝的大牌子,挨蘸凉水的三角皮鞭抽打,打得不能坐,腰以下都是黑色,去看他时仍然给我笑脸,问这问那,鼓励我好好学习,不要因为爸爸被揪出而影响学习。戴着特嫌和叛徒的帽子,双重压力,也没能改变他宽容别人的优良品格。
    文革后清查阶段,对于一个一口气打过他50鞭子的人,一个逼他把尿尿到饭盒里,再逼他喝掉的人,上级要证实其文革中打人的问题。父亲考虑他有学历,还很年轻,为了他的将来,放弃前嫌,没有把他打人的证实材料写进去,感动得打人者,跪在父亲面前谢罪。
    父亲的为人,总是替对方着想,他的品格影响着我。到昭盟去,我最大的支持者就是父亲,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是“我儿子,到哪儿都是优秀的。”真没想到会在这个时间、这样一个地点,我听到了这个最不愿听到的消息。到昭盟我不后悔,因为那是我个人的选择。把生命献上,把青春献上我都不后悔;我却后悔没见父亲最后一面,没能抓一把带着慈祥父亲体温的骨灰。三千里噩耗,三千里黑纱,终生不忘知青岁月,终生难抹父子生死离别的遗憾。
 
绿叶托猪油
    快30年啦,这次回昭盟省亲,我去感谢一位老人,她是我们生产队的一位姓谭的大婶。见到我来了,大婶没用我介绍,便能喊出我的名字。70岁的老人,笑着让座,问这问那,几时的火车,什么时候到的,家里老人还好,孩子多大啦?亲切的问话让我感到又回到了29年前,回到了那个年代,那艰苦的岁月。我笑着一一回答后,问谭家大婶,你还记得,你曾经给我们送去的用向日葵叶子包着的一碗猪油吗?大婶摇了摇头说不记得啦,不记得啦。
    那是下乡第二年的初秋,我们两个大连知青下到生产队自立锅灶,那地方不愁粮食,就愁吃菜。到了这个季节,我们整天吃腌的咸芹菜,再就是剁碎洒点盐的辣椒。之所以整天吃咸菜,就是因为没有油,不能炒菜。吃的这两种咸菜,都是我在大连从来不吃的,那个时候,广阔天地炼红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吃没别的,没办法。在那些难熬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大连的妈妈。家里的咸菜缸,有咸萝卜、咸白菜、咸胡萝卜,还有腌雪里红,也有咸黄瓜、咸茄子,就是没有这该死的最不爱吃的咸芹菜和辣得不能再辣的咸辣椒。那时候的渴望,要有油,那怕一点儿,就可以炒一顿大头菜吃。那天收工,我们照例贴大饼子,正在我准备咸菜的时候,谭家大婶,送来了一小碗猪油。记得很清楚,那猪油是用一个向日葵叶子包的,因为放的时间长了,不那么白,有点发黄。见到大婶送来了猪油,虽然不多,但我非常感动。推辞着不要,因为老乡家里也很困难,比我们强不了多少。大婶把猪油强放到锅台上,边走边说:“今晚炒顿菜吃吧,老吃咸菜人也受不了。”就是这样一个傍晚,在远离大连的昭盟,有这样一个40岁的大婶,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猪油,用一个绿绿的向日葵的叶子包着,送给了两个不满20岁的孩子。把一段深情深深地印在两名大连知青的记忆里,29年仍然鲜活动人。(待续)
位于广州白云山的知青亭
 
 
   散文
为我点亮心灯的大个子叔叔
作者:苏 炜(美国)
“这是你自己缝补的蚊帐吗?”
“嗯。”

(位于广州白云山的知青亭)

 

 

  “你裁剪这些旧衣服做什么用?”

  “下乡。”

  “下乡?你今年多大了?”

  “十五。”

  “噢……”

  我答着话,却没有抬头看问话的人,一仍埋头在家中那架旧缝纫机的匝匝劳作之中。

  那是一九六八年的深秋,那时候,父亲与哥哥已经被关进警司监狱。家中厅堂里正处在一片抄家后的狼藉之中。各种翻乱的书籍纸张、破衣杂物,摊满了一地。我带着妹妹,护着祖母,日夜应付着一拨又一拨由各种“工宣队”“军宣队”带来的抄家队伍。我平生第一次学会了用脚踢人----因为上门抄家的一位瘦脸汉子竟敢用自行车链条抽扫我的祖母,我冲过去就狠狠踹了他一脚。我也平生第一次学会了抽别人巴掌----

  那一回,他们从“牛棚”押着我母亲回来抄家,母亲临走前让我给她找一块肥皂,待我在慌乱中把肥皂找出来,押送母亲的吉普车已经起动了。围在家门前看热闹的一群邻居孩子就对着我大声喧哗起哄,我揪住为首的一个野小子,狠狠抽了他两巴掌!然后把那块肥皂“啪”的砸到那个远去的吉普车后窗上。

  对的,我还写出了平生第一首抒发个人情感的“反诗”----“把你的头,低得低低……”那是在我陪着我的被剪掉了半边头发的十七岁姐姐游街批斗以后,偷偷在心头默诵、然后零星记到本子上的诗句。

  ----是的,我是那个年代的“愤青”,不,“愤少”吧,十五岁的“男子汉”,却要担负起应对一个被“阖家铲”(粤语:全家倒血霉)的大家庭的全部“日常事务”----探监、探“牛棚”,无休止的抄家,写检举揭发材料,到父母单位追索生活费……终于,自觉扛不住了。我想走得远远的,离开这个可怕的家!当时规定的下乡年龄是十六岁----那是“文革”“老三届”中最小的“老初一”的年龄。我因为上学早,挤上了“老三届”的尾班车,便向学校军宣队一再恳求而终于获准,以不足龄又身背家庭黑锅之身,挤进了浩浩荡荡奔赴海南岛的下乡队列里。

  出发在即,我翻找出姐姐哥哥们穿剩的旧衣服,日夜缝补、洗染、剪裁,也顾不上刚才那个问话人似乎略带同情关照的语气,在缝纫机的匝匝声中,只用眼睛的余光扫见----那是一个穿军装的大个子。他的身影,很快就化入了警司再度派来搜集父兄“罪证”的抄家人群里。

 

  我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晰),在广州太古仓码头登上“红卫轮”,和当时将近十万之众的广州中学生一起,奔赴海南岛农垦(后改为兵团)第一线的。出发前一天,一个邻居孩子----就是那天在家门前起哄的其中一小子,上门告诉我:马上到孙大姐家一趟,居委会有事要找你!

  孙大姐?我心里冷然一震:不就是那位时时佩戴红袖章在街区里吆吆喝喝的居委会主任吗?“文革”以来,我们家就始终处在对门那位被邻居叫做“老鬼”的街道积极分子的日夜监视之中。这种时候,孙大姐要找我,能有什么好事呢?!

  “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没敢惊动此时已陷在一片临行凄怆中的祖母和妹妹,怀着忐忑却略带麻木的心情,踏进了孙大姐的家门。

  孙大姐是一位操北方话的军属。虽然嗓门大,喜欢咋呼,但为人厚道,在街道里人缘是不错的。她的家不大,用一个大柜橱隔出了小饭厅和睡房。孙大姐一脸严肃的把我领到后面的睡房。掀开门帘,我不禁打了个寒战:一个仪容端整、穿着四个口袋干部装的军人坐在床前小桌边,见我进来,点头示意我坐下。看出我的紧张,他让孙大姐给我倒一杯水,在孙大姐出去的当儿,他轻声问:你不认得我?我摇摇头。见孙大姐端进水来,他正色道:“军区专案组需要补充一点材料,我要单独和他谈一谈。”

  待孙大姐走出门去,他才换了一个和悦的脸色,说:“你不记得了?那天,你在缝纫机前补蚊帐,裁剪旧衣服……”

  我这才蓦地想起,他就是那次警司的二次抄家搜查中,在客厅里有点心不在焉地向我问话的那个大个子军人。我抬头打量他一眼:当时他大概三十七八岁,国字型的宽脸,高鼻大眼,双眉浓黑,北方人的隆厚五官中,透着憨实,也透着威严。“你家庭现在的情况,我是了解的;我也知道,你明天就要下乡到海南岛去……”他的语气忽然变得温婉起来,“那天,看见你----这样一个小男孩,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还这么安静地踏着缝纫机,裁补那么一大堆的旧蚊帐、旧衣服……我就想……找你谈谈……”

  

 

  

  我惊讶地望着他,脸上却极力显得平静、冷淡----那是我经历过诸般抄家、盘询之后,开始打造出来的一种“少年世故”:我等着他的“先礼后兵”……

  “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听话的好孩子,你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他依旧严肃地向我说着当时的流行话语,我却听出了他话里流露的善意和暖意,“你明天就要出发到海南岛去了,你一定是第一次出远门----你叫苏某,对不对?”他的话音变得凌乱而急促起来,“我当然知道你是苏某某的儿子,苏某的弟弟……”他喃喃说着这两个当时在军区小报上、在东山满大街打着红叉叉的大字标语上反复出现过的名字,“可是我想告诉你,你千万不能背家庭包袱,一定要走出自己的路。你年纪还这么小,人生的路还这么长,你自己要坚强、努力,不要把前途看得太灰暗……”他站起身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直直望着他,默默点点头。“我不能多坐了。你也要赶着收拾行李。我没有别的事情,因为不方便上你家去,所以让孙大姐请人把你叫过来……我们就握个手,再见吧!”

  我慌措地站起来,我的十五岁的瘦嫩小手,被他的温暖大手紧紧一握,很快就松开了。我记得我连一句道谢的话都没有说,就被孙大姐送了出来。

  我依旧一脸茫然地向前走着,走向自己人生的第一步,走向那个锣鼓喧天而汽笛声、号哭声和口号声同样震天的早晨。

  

 

  

  我在“红卫轮”驶向公海的苍茫夜色里,想起了这位大个子叔叔留给我的话----

  “人生的路还这么长,你自己要坚强、努力,不要把前途看得太灰暗……”

  他是专门为着给我说这几句话,从军区跑过来“私会”我的。在他的国字型的面影浮现在无边黑暗之上的那一刻,我心中升起了明亮的灯火----那是照亮我人生暗夜中的第一盏灯火。我记得很清楚:我回到透风的船舱里,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句话----“不要绝望。”我随后把自己抄录的一句“名人名言”写在下面:“为什么大海的涛声永远浩荡澎湃?因为它懂得自强不息。”

  整整四十年过去了。在多少天涯跋涉、海国颠连的日子里,我会时时念想起这位大个子叔叔—在我人生起步的那个非常年代的非常时刻,似乎刻意又不经意地搀扶了我一把、熨暖了我一把的大个子叔叔。

大个子叔叔,你在哪里?!

  这些年来,我时时念想着你,常常向我的亲友、妻女提起你,也曾试图向从前的“军区专案组”打听、寻找过你。可是岁月苍苍,人海茫茫,你的身影早已消失其中而无从找起了。可是,你在我年少心中点起的那盏灯火----爱的灯火、人性的灯火、自强的灯火----至今尚未熄灭,甚至转化为我的“童子功”,这就是我----这个当时的“绝望少年”,至今还时时被友人们讪笑“好像从来没见你绝望过”的一个前因和潜因。

     

  

   作者:苏炜,广州老知青,文革前就读于广州市第16中学,1968年底,上山下乡到原广东农垦海南垦区西培农场。1978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1982年赴美留学,获洛杉矶加州大学文学硕士;1986年回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90年后定居美国,现任教于耶鲁大学。著有长篇小说、散文随笔、杂文、舞台剧等十多种。

  2008年,他创作的知青组歌《岁月甘泉》(霍东龄作曲)在社会引起较大反响,获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奖。组歌到北京中国大剧院成功演出后,又到香港、澳洲、美洲、欧洲等地演出,均获好评。)

 

    夏   夜

    作者:段德臻(黑龙江)

草原上的花开了姹紫嫣红
为大森林织出一片片美景
月光下,悄悄地争芳斗艳
风儿亲切的轻抚花的身影

院中的倭瓜花开了
绿色的藤蔓爬上瓜棚
月亮出来了悄悄地去看它
摇晃着闪烁的银色眼睛

冬瓜也乘着月色爬上棚架
半空中吊成一个个绿灯
做在瓜棚在品着香茗
几颗星星馋了跳进我的碗中

此刻,让我想起了萤火虫
忽明忽暗的打着小灯笼
那些可爱的小精灵
早已消失在记忆中

天幕清丽,夜色撩人
月亮也高兴的爬上瓜棚
银辉有着如水的平静
绿叶挽着温馨的清风

山村的睡意浓了
是谁品味着夜色生动朦胧,
那远远近近的蛙声
流淌着醉人的乡情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河北)
 
到了抚顺,先去我姐家,我姐夫正好上夜班,我就住姐姐家了,杜卫红看我姐家炕小,执意要回家,强留不过,她就回沈阳了,我准备在姐姐家住到姐夫倒过班来,我就走,上吉林奶奶家去。
姐夫倒过班来,我正要上吉林,我大弟弟长太来了,带来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是我二舅家的二姑娘,大名叫姜云飞,小名叫云杰。我二舅是为了给我找个帮手,帮我看看孩子啥的,就把云杰一段路一段路地给捎来了,让别人给她捎到哈尔滨我五姨家,我五姨又把她送到长春我大弟弟长太那,这不,长太给送到抚顺,那我就别上吉林了,带着云杰回家吧!本来是打算明天去吉林的,这下可好,明天打道回府——回盘锦。
往回返啥也没有,就那俩个旅行兜算是东西,装在小兜子里头背着,我抱着我女儿,云杰领着外甥,我们吃完早饭,从姐姐家出来,又回到了盘锦家里。到家第二天,我就给杜卫红写信,杜卫红收到信回来了,陈效富他姐那娘仨个也走了,是张文彬来接的。回来不几天,这块又轰轰闹地震,我们五口又上地震房去住去了,今年也没去苇塘搂柴禾,陈效富不在了,谁给我搂呢?
去年的柴禾烧没了,我就去找张主任:“我没柴禾烧,您看看给我解决点柴禾。”
张主任给我写个条子:“给,拿着它,上木材厂找李厂长,你先回去找个小拉车,去木材厂拉木头烧吧。”
我说:“行。”
我上生产队和喂猪的大爷借来小拉车,到木材厂,找到了李厂长,他领我到一大堆木头跟前,说:“这堆木头你随便装,你能拉多少,你就装多少,长的、短的、粗的、细的,你想装啥样的你就装啥样的,你自已在这装吧。”
我说:“谢谢李厂长。”
他走了,我自已装,挑干的,轻,到家就能烧,车箱里头先装短的,车箱装满了,我就装长的,横着装,一根挨一根的装,装满了,装不上了,再装就往下滚了,我强能拉动,这工夫,我们大队的治保主任过来了,他姓蔡,蔡主任是个退伍兵。
蔡主任说:“赵秀舫,你拉木头干啥呀?”
我说:“烧火。”
“我的天那?你拉这个烧火去?”
“啊!我找农场要柴禾,他们就给我的这个。”
“赵秀舫,我求你点事行不?”
“啥事?”
蔡主任指着那个大圆木说:“把这个给我捎出去行不?”
我问他:“干啥用?”
他说:“想打个写字台,就是没有桌面,这块木头拉回去破开,就够桌面了。”
我说:“行,那我这木头装的太多了,装不上它了,把木头卸下点吧。”
他就帮我往下卸木头,卸下来几根,我又帮他把他想要的那个圆木装上车,这根圆木直径一尺多,长有1.5米左右,我们俩强整到车上去,他拉着,我推着,强拉,真的是寸步难行。李厂长看到了,哈哈大笑,他笑够了说:“赵秀舫,你懒汉子一趟压死,你不会少装点,再来一趟啊?”
我说:“那你事先不说?你不告诉我,能拉多少,拉多少吗?我寻思别总来麻烦你们……”李厂长说:“那麻烦啥,即然场部发话了,让你烧这个,你只管来拉就是了,你一天拉一车我都不管!”
我说:“我拉那么多干啥?等我把这些烧了了,我再来拉!”
说着话就出去了,出了大门口往西拐,上大桥,步步上坡,真费劲,过路的也帮我们推,总算是上了桥了,再过了桥又步步下坡,过了桥不太远,就到蔡主任家了,他站下了,把他那个圆木就推下来了,他就往家轱辘,回头说:“我弄家去,再来帮你!”
我说:“行,我先慢慢走着,是下坡,我不用费劲了。我往家走,碰上人也能帮我推。”
推到家门口了,卫红出来帮我往院里卸木头。
我小表妹上三年级,我二舅好心,把她给我送来,让她帮我,我也不能把她的学业忱误喽,我和立新的学校说说,让我妹妹来上学,学校可痛快了,说行,明天来上学吧,而且还任何学杂费都不要,她们黑龙江的教育,课本和辽宁的还不一样,老师还给我妹妹一套他们所学的书,我妹妹上三年级,学习还挺好,老师对她印象还挺好。(待续)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作者:王维俊(辽宁)
 
陆游之过
 
“陆游?他是哪个大队的,是哪个公社的?今天你要是递不上当票来,那就是你说的,你敢说‘东风恶’,我看你这个地主崽子是狼心不改,骨子里反动,广大贫下中农们,某东子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能答应吗?我们要把他批倒批臭,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能翻身!”
 
大队书记义愤填膺地喊着口号,在场的贫下中农一呼百应,在踢打、掐按的粗暴的革命行动中,1966年10月,十六岁的某东子,被五花大绑,押进了公社的“牛棚”。罪名是“反革命”,一押就是两年。到了1968年9月我们下乡来到羊草沟的时候,他才被放出来,但衣袖上缝着一个白色的袖标,上面写着“反革命”三个字,非常扎眼。
某东子比我们小一两岁,,长得像个姑娘,大眼睛,长睫毛,两条眉毛有着女孩子般的妩媚,脸蛋红红的,好像上了妆。身材纤细,溜肩,可能前世是个女儿身,一定是美女级的。
我们不是一个队,我们是二队,他是一队的。但他的家离我们青年点不到一百米,每天早上总能看见他挑着尿桶挨家挨户地去收尿,然后走二里多地,倒在村外的粪坑里。他不爱说话,我们见了他也不敢搭腔。队里给我们进行了事先的教育,“你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和地富反坏右一定要划清界限,不要和他们往来,这是阶级立场问题”!
某东子家是地主成分,他爸爸叫某某桐,高高的个子,有些佝偻腰,眼睛也有些眍䁖,脸色发青,看上去有些“地主”的样子。某东子上面有三个姐姐,个个长得如花似玉,但都没有婆家,地主家的闺女没人敢娶回家。几个孩子都有文化,最不济的也是初中毕业,但没用,还是乖乖地跟着贫下中农一起下地,在贫下中农的监督下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
时间一长,我挺好奇,为什么事儿这么小的周东子就成了“反革命”呢?我问我的房东老叔,房东为我揭示了秘密。
“大队书记和某东子家住一个院,某东子家住的是正房,书记家住的是西厢房,而且这院子、房子原来就是某东子家的,西厢房是刚解放土改的时候分给书记家的。书记的姑娘和某东子同年,又在一个中学,看上了某东子,要和她处对象,但某东子嫌她太疯,没看上她,就没答应。这姑娘虽然有点儿嫉恨,但一切都不如人家,也没什么办法。正好“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就把某东子曾经念过的一首词跟她爸叨咕了。完了,就这么一叨咕,某东子就成了‘反革命’了,就这么简单。“我问 “叨咕的什么词,这么邪乎,就能打成反革命?“老叔说“什么词,他说什么‘东风恶’,那还了得,毛主席都说‘东风压倒西风’,他还敢捅这词,那还中?“房东老叔整的挺神秘,显然他也对某东子感到十恶不赦,这地主崽子太疯狂了。
我恍恍惚惚好像在什么人的什么词中看到过有这么一句,但又想不起来。究竟是什么“词“呢?我很纳闷儿。再问别人,没人能回答上来,一直到我当了大队电工的时候,我才找到了答案。
有一次我在大队书记家发现了一本没皮儿的书,很厚,书脊上也没有名。但里头有许多红笔画的道道,看来读过此书的人还是很细心。我好奇地把书拿过来,细细一看,觉得好像是文学史之类的。其中的文章,从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都有,还都是一些名家的作品。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定要把这本书弄到手。没费什么口舌,大队书记就把这本书给了我。还告诉我,“这是没收某东子家的,你自己看就行,不要外借,都是毒草。现在这书都不能看!”
我回去认认真真地翻了一遍,果然是一本文学史,但不知道是谁写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出版的。从此这本书就成了我业余时间的读物。当翻到宋词的篇章,在介绍陆游词的时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陆游写的《钗头凤  红酥手》中有某东子的“罪名”。
陆游写到:“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这本是陆游一首纪念他与前妻唐婉邂逅沈园,写下的一首追抚二人不幸婚姻的一首凄美之词。没想到在几千年后,其中的一句“东风恶“竟然成了一个中学生“反革命“的罪名。
也难怪,在那偏僻的小山村,又有谁知道陆游,又有谁知道他写的著名的《钗头凤》呢?就连我们念了一回高中也没学过呀。怪不得在批判某东子的时候,还追问“陆游“是哪个村、哪个公社的。他们还想抓一个比某东子还大的后台,立一个比抓出某东子还大的功,想一想真叫人哭笑不得。
但这事在那个时候没处说理,谁敢替某东子出头?我虽然知道了“东风恶“的来历,却也不敢说,一来我是下乡青年,要站稳立场,二来我的家庭出身也不怎么样,自保还有些力不从心,“祖坟都哭不过来,还能去哭乱坟岗子“?只是心里默默地为某东子不平和惋惜。
当我每天早上看到身材瘦削、穿着单薄、挑着两个尿桶,怯生生地喊着“收尿喽“的某东子,我的心隐隐作痛。这是什么年代,是谁在作弄着古人和今人?陆游你也真是,写什么不好,非要写句“东风恶“呢?你不知道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吗?谁要是敢公开, 叨咕这句,我敢保证,个个都得是“反革命”。难道就某东子读过?陆游,你真是罪过呀!
一直到1972年11月我回城,某东子的白袖标还戴着,这小小的白袖标,毁了一个小青年的青年时代,一句陆游的词,毁了多少求知上进的青年?谁还敢诵读那些脍炙人口的经典诗词?谁还敢保留那些记载着五千年灿烂文化的宝贵书籍呢?
我回城的时候,行李都留给了房东,“破衣还乡“。但我带走了那本没皮儿、没头、没尾的书,回家包好了书皮儿,放在我的书架上,不时地翻看。
看到它,就像又看见了某东子戴着白袖标,在广大贫下中农的监视下,不敢乱说乱动,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的情景。虽然我和他并没有深交,但瘦削的、姑娘般老实的他,他的境遇,让我难忘!(待续)
        兵团缘
 
        作者:池清(山东)
  
窑洞外突然一亮,刺得我的眼睛一时睁不开,我用手揉了一下,看见从我刚才和耿永昌坐着的那个泥堆后面闪出一个瘦弱的女战士来,她拉着满满的一车泥,沿着她脚下的一个斜坡往上攀,这个斜坡虽然不是很陡,但她那瘦小的身体拉着这车泥显得很吃力,她弯着腰,头几乎快要碰到地上了。我赶快跑上去在后面使劲地帮她推上了这段斜坡。
她停下车回过头来,说了声“谢谢你。”我一看,这不就是那位熬中药的女战士吗?我还正想找你呢。
我跟她说,坐下来休息一会吧。她羞涩地点点头,擦了把汗坐下来。她的话不多,跟她交谈就好像是在采访,我问一句她说一句。慢慢地聊开了,她的话匣子也打开了。
我知道了,她叫冯月,是我们团去年春节后到渤海市招的那批兵,入伍时她刚过18岁生日。在我们团到渤海招兵时,她几乎天天去街道央求。她是家里的老大,觉得如果能上兵团,一来比下乡好,二来也好给弟弟妹妹们创造个就业的机会。她每次去街道人家主任都说要研究研究。研究什么?不就因为她家的成份够不上个贫下中农。她爷爷曾经开了个小铺,卖个针头线脑什么的来维持一大家子人口,解放后就给她家定了个小业主。为这个成份,冯月在心里有时上来一阵还真挺恨她爷爷的:你怎么就不能受穷,咱家要是贫下中农我也不用遭这个难,这倒好,就因这个成份,好多事都摊不到我身上。小学四年级时部队到学校招文艺小兵,冯月自身的条件不错,就因她们家的成份问题没去成。这次有了到建设兵团的机会,她怎么也不能错过,没有别的办法,就是每天到办事处去磨,早晨办事处一上班她就去了,给人家扫地打水。架不住她的诚意软化了主任的心,主任又回过头来向我们带兵的首长介绍她的情况,说这个孩子老实,听说听道的,干活能吃苦,还说她爷爷开店那阵没雇人,没有剥削,要细论的话也能算个下中农吧,就这样她好不容易争取到了建设兵团。
她个头长得不高,身子挺单薄,来到兵团后却主动要求到砖窑连。她觉得她家不是贫下中农,自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改造自己,用劳动的汗水来冲刷自己身上的污泥浊水。当她被批准到砖窑连时,高兴得晚上没睡着觉,当晚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向她父母报告了这一喜讯。她觉得把自己放到艰苦的环境去锻炼,这是党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和考验。她刚分到砖窑连那阵子,连里正在热火朝天地搞会战,大家没黑没白地干。架砖垛一般都是男同志干,由于人手不足,她就主动请缨。由于她年纪小又不会自我保护,有一天在架垛时把腰给扭了,当时疼得很厉害,因为是在会战,她人又要强,所以就没有吭声,也没到团卫生队去看,这就落下了病根。前些日子干活时把腰又闪了,她还是忍着,可干了几天以后,腰疼压迫得腿一瘸一拐的,连长看出了问题,就逼着她到团卫生队去看,团卫生队说治不了这个病,就建议她到县医院就诊。我们团离县城太远又没有汽车,她本想提出让连长安排队卫生员和她一起去,可一看到现场那忙碌的场面,卫生员要留在现场救急,她就想还是自己去吧。
那天早晨,大伙都到工地上去,她一个人躺在宿舍里,空荡荡的一间大屋子,就她一个人躺在床上,腰疼得连翻身都困难,到县医院那么远的路,自己怎么能走去呢?她越想越觉得孤单,越想心里越害怕,这时她想起在家时父母对自己的照顾,可这时自己的身边连个人影都没有,她一个人在宿舍里失声哭起来,她越哭越伤心,觉得人活在这个世上真是没意思。可她马上又冷静了下来,她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考验,不能让病痛把自己给吓倒。她咬着牙从床上爬起来,拄着一根果树枝一瘸一拐地往县医院走去,走一会歇一会,走到一个村口,一个大娘提着一只鸡进城去赶集,见她满脸的痛苦就过来亲切地问她,她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这位大娘,好心的大娘就陪着她慢慢地往前挪,并告诉她说自己家里也有一个女儿和她一样大,如果她想家时可以到她们家去。等她在大娘的照顾下挪到县医院时已是中午11点多了,她整整走了半天。当时因她腰疼得厉害,再加上自己的心情也不好,竟忘记问那位大娘姓什么家在什么地方了,大娘可能为了她也耽误了卖鸡,她过后想起这件事就觉得懊悔。在县医院看过病后,她每天干完活就从窑场拣回一些破木头,在宿舍门口的墙边支上两块砖熬中药,并配合着到卫生队针灸,连里也照顾她,给她安排了时间煎药,她吃过几付药后腰痛有些好转。我看见她时她正在煎药,煎完药后就到现场来了,看见供料的人手不够自己找了辆车子就干起来。我知道了这个情况后就劝她一定要注意,好不容易自己的腰病已经有好转了不要再伤着。冯月听后还是羞涩地点了点头,但从她的眼神中我看出了她内心的感激。
冯月用手撑着地,吃力地慢慢站起来,我本想上前去拉她一把,但又觉得难为情。我帮着她把这满满的一车泥推到离压坯车间不远的地方便跟她告别了,我望着她慢慢往前移动的身躯,一股悲壮的激情在心中涌动:大家都在兵团这个大熔炉里自觉地锻炼和改造着自己,我也一定要下功夫写好这篇稿子,我也一定能写好这篇稿子,把我们战友自觉改造世界观接受再教育的这种自我革命的精神宣传出去,也让我们的父母看看他们的儿女在兵团这个广阔天地茁壮成长的样子。
我从砖窑连回来以后,趁着我的激情和记忆,把采访笔记整理了出来,其实在整理采访笔记的过程中,无论是对这篇稿子的主题思想还是写作结构,我在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但我还是不想急于动笔,记得师政治部的陈干事就讲过,一篇好的稿子,不是产生在它的写作过程中,而是产生在它的酝酿过程中,这正象一瓶好酒,酿的时间越长酒就越香。
这几天,我满脑子都是“砖窑”、“塌窑”、“抢险”“改造世界观”这些词儿,再不就是闪现在我面前的耿永昌奋不顾身顶塌窑和冯月弯腰拉泥车的影子。我越想他们的形象在我的心中越丰满,越想这篇稿子的内容在我的脑子里越厚实。
星期天休息,魏来福到连队找老乡玩去了,柳干事也到县城去置办家属来队所需要的日用品去了,政治处小院十分宁静,我趁着星期天休息的这种宁静抓紧把稿子写出来,下午又赶到砖窑连去念给耿永昌那些战友们听,他们提了一些修改意见,把一些比较夸张的词句给删掉了,指导员和连长又帮我进行了一些术语方面的修改,这一弄,这篇稿子就精练得多了。第二天上班时我郑重地把稿子交给了马道明,并把我的采访经历和写作过程跟他说了,其实我不想向他汇报我星期天怎么没休息,我就是想让他知道我是在什么样的思想基础上写的,省得他不了解这篇稿子的思想内容而把稿子搁置一边。也许是我的辛劳打动了他,也许是他多年的工作经验使他看出了这篇稿子有些思想内容,他看完后很认真地对我说:“我要送给主任看看。”
马道明从主任那回来后显得很兴奋,他说:“王主任对这篇稿子看得很仔细,他认为这个稿子挺有份量的,主任评价说这是我们团报道组成立以来所写的第一篇比较耐看的稿子。”他说完又转向我说:“小智,别骄傲哇!”说这话时还看了魏来福一眼。
我一听他说这话我心里又烦了:你说稿子事怎么又提我?你看小魏干什么?你既然怕这事刺激小魏那你从主任那边回来就什么也别说!心里烦归烦,可我面上只能是很平静地点点头,算是对他向我“抓活的教育”的回答。
他接着又对我说:“这次咱多发几家新闻单位吧,多造造舆论。湾岛、渤海这两市都有咱的战士,市里的报纸电台都发过去,省报和省电台,再加上咱军区的前卫报,——这是咱自己的报纸,也投一份。要不,军报也发一份吧,不管用不用,撞就撞上,撞不上也不亏。小智,好不好?有什么事让小魏和你一块。”接着,他又转向魏来福说:“小魏,你和小智一块把这个稿子处理一下,这是咱们报道组的稿子,大家一块干,嘿嘿!”
我听他这个笑也不是个好笑,但我还得说:“马干事,我听你的,那我就按你说的赶快复写。”我又向魏来福说:“来福,按刚才马干事说的这些新闻单位,我数了下,有八家,咱们分分工,你复写四份,我复写五份,多出一份来留底。”
“行。”魏来福回应着,但话语中显得无精打采。
稿子一份一份地投递到相关的新闻单位,已经过去一周时间了,可一点消息也没有。其实稿子发出去以后我是不去考虑了,可马道明却心事重重,因为很长时间我们团没有上稿了,为此师部的陈干事还打电话来询问,弄得马道明火急火燎的。这几天我见他又恢复到原来那不阴不阳的状态,坐在办公室里自言自语地说,这回又打了一个哑炮,什么时候才能见篇稿子?说完,又自己摇摇头。
今儿个星期一,早晨刚一上班,马道明进门就问:“稿子有消息吗?”
“没有。”我应声回答了他。
“噢,看来咱的写作水平还得再提高,老是不上稿子,你们俩也动动脑子,想些办法,光我一个人也不行!”他话语的口气已经有些烦躁,又开始教训人了。正说着,他桌上的电话铃响。他顺手接起电话。我只见他开始的表情很冷漠,但随后他的脸上也泛起了一些笑容。我听他说:“要不这样吧,我找个人跟你说说。”
说着,他叫着我的名字:“智建国,快快快,你来说,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专题部来审核咱那篇稿子了!”我听得很真切,他把“咱那篇稿子”这几个字说得很重,也显得很亲切。
我接过电话,就省台编辑对稿子中的几个细节问题,比如当时塌窑的情形,窑洞内的温度,战士们烫伤的状况等,一一做了回答。编辑告诉我说,这篇稿子写得很有感情,也很生动,特别是整个场景叙述得很细,使人有亲临现场之感,因而就特别感人,兵团战士的自我牺牲精神也打动了主编,所以这个稿子编了以后很快就得到了通过。如果没有大的变化的话,在“七一”前夕,也就是这个月的30号,山东人民广播电台中午12点钟的专题节目“知青天地”将播送这篇稿子,请注意收听。我放下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马道明,他又变得兴奋起来,当即说了句“我得马上向主任去汇报”就一阵风似地出了办公室。
6月30号,我掰着手指算了算,还有五天时间,等吧。我恨不得立即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给砖窑连的战友,可一想到那次所谓的“泄密”事,我还得控制自己,还是让我们的领导马干事来通知吧。
在盼着播稿子的这段时间里,我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我其实是在数着月份牌度过了这几天:26号、27号……30号终于盼到了。这天中午,王主任指示广播站把全团的有线喇叭都打开,组织全团收听。我异常激动,提前跑到团部后山顶上的那个高音喇叭下,等待着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知青天地节目时间。今天给大家播送本台通讯员采写的通讯《舍身忘我堵塌窑》……”
我跟着播音员那抑扬顿挫的语调,感受着,体味着,兴奋着,一直听完了广播。我享受到了写作的那种无数次失败后的偶然一次成功的快乐,我也开始体会到了写作的那种独特而神奇的魅力。虽然没有把我的“作品”变成铅字,可把我的“作品”变成了声音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我已经感到很幸运了。此时我感觉浑身的血在我的血管里快速地流动着,浑身上下也像触了电似的一阵阵地发麻,我的脑子快速地闪动着一个个的念头:耿永昌的爸爸妈妈肯定会听到的,我们湾岛和渤海战友所有的爸爸妈妈都会听到的,二师十七团出了这么一个英雄的集体,这个集体的班长可是我们湾岛的知青啊,这是我们湾岛知青的光荣,这是我们所有知青的光荣。毛主席他老人家,您在遥远的北京能听到吗?我们这些知青儿女永远听您老人家的话,一定扎根兵团,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这次的稿子在省台的播出,使我们团的新闻报道有了零的突破,而且一下子就跃上了省级新闻单位的台阶,师政治部宣传科首长也来电话给予表扬。马道明对我的态度显然是变了,每天见了我不再是板着脸不愿见的样子,可我对他的这种变化反而更加反感了,但我还要装得更谦虚,要不他会说我骄傲自满的。
在稿子播出的当天晚上,柳干事就约我出去散步,我们沿着果园外面那条小河一边走一边聊,柳干事嘱咐我一定要更加注意谦虚谨慎,这次任务完成得好,是给自己的进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这件事在团里的影响也比较大,不但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也使团首长对自己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自己一定要好好地珍惜。他要求我以此为起点,继续努力,不断地学习毛著和文化知识,多多地深入连队,注意更好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采访出更多更好的稿件来。
在这次采访以及柳干事找我谈话以后,我也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突然明白了很多事理,心里也不象以前那样空落落的了。(待续)
 
                                                              我的五味人生
 
        作者:唐明达(辽宁)
 
这时周主任坐不住了,站起来说道:“你们用不着冲我激动,我的上面有省委,办事有红头文件。”周主任镇静地说。
我看透了,这个家伙就是个官场上的油条,是个十足的拿着俸禄,吃着粮饷,不干正事的混世干部。我接过他的话茬,问:“那你的工作就没有自己的主观见解?就不能发挥点你的主观能动性吗?”
不能!”周主任回答的斩钉截铁。“为什么要有红头文件?就是下面的问题林林总总,千差万别,要有必要的组织措施。我贯彻红头文件,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
我在旁边对他轻蔑地笑了,说道:“想必你这个位置的大主任应该看过前天的人民日报吧。”


周主任听了我的话,看着我的表情,有点摸不着头脑,没有言声。
我接着笑着说:“周主任没看过,我们可看过。头版头题的编者按写道:目前确有一些干部,浮在上面,不下基层,不思进取,怕担责任,做着对上级的文件照搬、照转、照发的收发室干部。”
我的话还没说完,大主任额头有些潮湿,也许还有点懵。他没想到,从垄沟走出来的知青,还有这般理论武器。其实上访两天来,我已经注意在报纸上涉猎对我们有用的理论了。
即便是有这样的干部,也不是我。”周主任开始慌乱地辩解着:“知青抽调回城,是原则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谁也不能离开红头文件办事。”
看着这副无赖的嘴脸,真的把我气急了,我怒视着周主任,近乎吼道:“你周主任说准了,知青办解决不了知青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找红头文件去!”说着,我朝着屋里的老知青一挥手喊道:“走!到省委去!找中央去!那里有红头文件!”
我的话音刚落,老知青们潮涌般地出了屋。
那位秘书着急了,伸着两臂在楼梯口堵住了大家。周主任也吓坏了,他看出了事态发展的严重性:经自己的手,拿着自己口实,知青闹起了事,别说上中央,就是闹到省委,他也兜不了啊。他极力挽回着局面,大声说道:“你们还想不想解决问题?”
那位秘书也配合着说道:“问题总会有办法解决的嘛。”
我收住了脚,问道:“什么办法?怎么解决?”
看看可不可以这样办?我虽不能直接答应你们,但是知青办可以把你们上访的问题和意见,拿到省知青工作会议上,行文后反映给省委?”周主任投降了。
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我认真地追问道。
你们应该相信党和政府,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看着周主任额头上的汗珠,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起码他能拿我们这次的上访,当事办了。
我们的上访,达到了预期效果。老知青们的脸上浮出了笑容。
上访成功啦!”
我们胜利啦!”
这回有希望啦!”
老知青们走出“知青办”大院后,心情从没有过的轻松,有的想到中山公园玩玩,有的想逛太原街,还有的想看电影.....
我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太理解他们的思乡之苦、爱家之情啦。更何况上访团已经完成了使命,于是我高兴地宣布:“上访团解散,大家自由活动!”
人们走散了,在车水马龙的和平大街上,我贪婪地看着眼前的一景一物。以往每次探家,都觉得沈阳的大街、汽车和大楼与自己无干,今天仿佛和它们拉近了距离,想到了或许有一天,沈阳也会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时,迎面走来一男一女穿着工作服的年轻工人,胸前印着“沈阳重型机器厂”字样的深蓝色的工作服,衬着洁白的衣领,显得格外的神气。男的振振有词地说着什么,女的眼神儿不离小伙英气十足的脸孔,含情脉脉地笑着。
我目送了他们很远,那种羡慕就别提了,从内心感到可望而不可及啊!因为那时人们瞅着国营大厂矿职工的目光,不亚于今天对公务员的羡慕。直到那两个工人走得没了影,我才收回了不舍的目光。(待续)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江苏)
 
砸“配给所”
北公司的东院是伪满洲国设立的“配给所”。大大的一个院落,几十间房子,配有住房,食堂,粮仓,物品库,有值班警察,有更夫,设施齐全、完备,物品充足。粮仓里堆满了像小山一样的高粱、稻谷,物品库里存放着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一应俱全,应有尽有。杨秀峰把目光投向了配济所。他想:抢了老黄,赶走了高丽人,已经犯了大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我要把配济所给砸了。快到晌午了,杨秀峰叫家人准备了酒菜,打发人把孙白毛请来。老孙头受宠若惊,活了快一辈子了,头一回让有钱的东家请吃饭。两个人倒上酒,边吃边唠起来。杨秀峰也不背孙白毛了,将自己的想法合盘托出,然后问孙白毛:“大叔,敢干不?” 
老孙头听完后,打了个寒战,对杨秀峰说:“那可是日本人的”。杨秀峰毫不含糊,斩钉截铁地说:“就因为是日本人的,我才砸!你还想当亡国奴吗?”
老孙头赶紧说:“不想。”
“那就干呗”!”杨秀峰鼓动老孙头。
几杯酒下肚,孙白毛的胆子上来了,一拍大腿说道:“干!这小日本子忒他妈不是玩意了,不好好的在他们的国家呆着,跑到中国来熊咱们,太欺负人了,不砸他砸谁去!”
“好!我就等你这句话呢!来,咱爷俩碰一杯。”杨秀峰激动的说。两人举杯一饮而尽。接着杨秀峰又跟孙白毛说:“大叔,别怕,出了事我兜着,要杀要剐,蹲大狱都是我的,跟你没关系。你只管招呼大伙,往外放风,人越多越好。事不迟疑,今天晚上就动手。”
老孙头满口答应,酒足饭饱之后,离席而去。临走时,杨秀峰又给他装了一些钱,老孙头也没客气。
老黄的公司被杨秀峰强占了,家里被抢光了,配给所不知道吗?当然知道。他不会加强防范吗?不会。这里有几个因素,让杨秀峰不担心。一是乌丹的局势告诉他,日本人加藤这个时候不会再来配给所了,说不定早已逃之夭夭了。二是配给所的人,无论是警察还是管事的,他们不会想到有人吃了豹子胆,敢来砸日本人的东西,压根就没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杨秀峰和老黄那是内斗、私仇。不关他们的事。三是对分局所的赵小惦,杨秀峰早已跟他串通好了,到时只当装聋作哑,啥都没看见。更让杨秀峰放心的是,大段的乡亲们正是齐心的时候,都听他的,他要趁热打铁。俗话说“墙倒众人推”,“的凤凰不如鸡”。更何况现在的小日本如丧家之犬,过街老鼠,他们的末日到了。对此,杨秀峰信心百倍。
夜深了,北公司的大院,院里院外聚集着黑压压的人群,就连大段唯一的一条南北大道上都挤满了人,足有好几百人,就像发了“通知”似的一样齐整。这是大段有史以来,规模空前的“大聚会”。除了三段的人,河南(老哈河)河北(西拉木伦河)的人,都往这里集中。
人们静悄悄的等待着。这时,孙白毛从人群中走出来,同杨秀峰打了个对光(对视),然后站在公司的墙头上,“嗷喽”一嗓子:“老少爷们!都听好了,去砸配给所咯!”就这一嗓子,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如同天空中打响了一个炸雷,嗡嗡作响,回荡在大段漆黑的夜空。还没等老孙头的话音落地,人们潮水般的涌向配给所。有的翻墙跳进院里,有的砸开大门,直奔粮仓,物品库。霎时,砸声,喊声,抢夺声,奔跑声响成一片。
睡梦中的几个“保险队”员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惊醒了,爬起来一看,我的妈呀!满院子全是人,粮仓、物品库都被砸开了,人们大包小包的往外扛东西,吓得他们跑的跑,藏的藏,管事的国银和“小博译”都被吓蒙了,哪里见过这阵势,躲在一边不敢露面,分局所那边鸦雀无声、装聋作哑。
天已经大亮了,配给所里空空荡荡,一片狼藉。人们消失的无影无踪。
配给所被砸后,孟二和他的小儿子“小博译搬回了河北。(双合兴一带)。1947年,“小博译”在家乡参加了八路军。管事的国音搬回了白音套海。建国后,在套海中学教书。
杨秀峰赶走了老黄,强占了北公司,又在幕后指使穷人砸了配给所。这一系列的动作干净利落,显示了杨秀峰的能量,达到了他想要的结果。为他进一步掌控整个大段地区奠定了基础。杨秀峰有个人野心,但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杨秀峰彰显了中国人的血性,不愿当亡国奴,不愿任人宰割。他恨二鬼子,更恨日本人。杨秀峰的举措,同当时的局势相吻合,也体现了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孙白毛在杨秀峰的指使下,领头抢了二鬼子老黄,又砸了日伪的配给所,这事就闹大了。一下子传遍了河南河北(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人们都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河北有个叫“几陵铺”的村庄(现麦新镇团结大队),那里有二十几户朝鲜人。民国时从开鲁那边过来的,汤玉麟强占大段,开发水稻时,就从这里招去的朝鲜人。大段的老百姓抢了日本人、朝鲜人,开了先河,一下子传导到几陵铺,引起了连锁效应。由此,河北的穷人也自发的组织起来,把那二十几户朝鲜人全抢了。被抢的朝鲜人都纷纷躲进了北庙。
北庙是喇嘛庙,全称为“斗拨勒庙”。位于西拉木伦河北岸,人们习惯称北庙。此庙是蒙古王爷塔拉巴所建,掌控整个北沼(归阿旗管辖)一带,是日本人扶持的一个地方傀儡集团。这样,蒙古王爷,日本人,朝鲜人,勾结在一起,成了西拉木伦河两岸的一霸,影响和左右着两岸区域的时局。因此,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朝鲜人,一旦遇到危险和麻烦,都要跑到北庙躲灾避难,寻求保护。
被抢的朝鲜人逃到北庙后,纷纷向塔拉巴哭诉、求助,强烈要求塔拉巴为他们报仇。塔拉巴得到日本人、朝鲜人的好处,当然要出手相邦。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于是,他放出狂言:汉人反了!我要把几陵铺和大段的汉人全都杀光,这就有了后来塔拉巴三杀汉人的预谋。
截击日本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标志着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结束了长期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
这一天,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中国人都沸腾了,人们用载歌载舞,敲锣打鼓,欢呼雀跃等一切能够抒发激情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狂喜。偏远闭塞的大段也很快传来的消息:日本投降了,中国人民胜利了!这个天大的喜讯振奋和鼓舞着大段的穷苦百姓,人们奔走相告,大声欢呼,相互表达、传递着各自的喜悦心情。
杨秀峰同大段的百姓一样,连日来一直沉浸在喜悦与欢乐之中。然而,杨秀峰并不轻松,他还有另外一种心情,就是担心和恐惧。他没有忘记北庙塔拉巴的狂言,企图谋杀汉人。由于他的挑动,唆使,大段人抢了日本人、朝鲜人,得罪了塔拉巴,招来了杀身之祸,他罪责难逃。如果塔拉巴真动起手来,大段人要遭殃了,他杨秀峰吃不了可要兜着了。想到这,他就毛骨悚然,所以他时刻都在提防着、小心着。为了防备万一,杨秀峰通过孙白毛联络了一些老人谋划对策。
还好,大家都表示:日本投降了,满洲国也垮台了,没什么可怕的了,既然干了就不能后悔,况且咱们干的也是大事,正经事。一番话说得杨秀峰热泪盈眶,一劲儿给大伙作揖,感谢大伙能理解他,帮了他。最后,几位老人(陈士清的父亲等)还鼓励杨秀峰说:只要是正道,你就出头干吧,大伙都听你的。杨秀峰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开始做了周密部署:让几个出谋划策的老人协助他做好大伙的思想防范工作,叫大家不要怕,抱成团,千万不要放单蹦儿,各顾各的;在大段、腰段、小段各有一名联络人;而且,保持互相联系,互相通气,保证有信及时传到。在各自然段,自然营子都安插耳目,站岗放哨;并指派专人打更,工钱全由杨秀峰出;杨秀峰还亲自走街串户,鼓动青壮年人准备好家伙,时刻防备塔拉巴前来报复。
就在日本投降后的几日里,大约八月二十几号。(具体时间不详)在大板撤下来四十多名日本人。好像都是家属,有男的有女的还有孩子。其实,这里边还有一部分日本兵。他们套着十二辆大轱辘车,越过西拉木伦河,由海日苏向海金山,白音他拉,花都什,腰段,南太平河方向逃过来。企图走大段,奔海立土,过老哈河。日本人来到小段的动静很快传到杨秀峰的耳朵,杨秀峰感到很突然,他没有想到日本人会从这里撤退,日夜提心吊胆的是防着塔拉巴,不曾想,塔拉巴没来,日本人送上门来了。杨秀峰一肚子的怨恨,正没地方发泄呢。“他妈的,日本人来了,正好,歪打正着,截住他,过了这个村可就没那个店了”。他立即召集人手,准备截击。(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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