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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第七十三期
作者:姚福生    文章来源:知青文学网    点击数:2547    更新时间:2017/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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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5.27星期六(73)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天津)

1974年9月8日
    昨天,收到几封来信,其中阿旗天山口公社八家大队沈阳市下乡知识青年何明洲同志的来信值得注意!他的意见是正确的,需回信并将他的来信抄送阿旗党委以引起重视。
    昨天上午,同党支部副书记韩世荣同志谈支部的思想和组织建设以及玉田皋的大变快变问题。下午,同世荣同志找上二队队长王秀林同志测量全长3 500米的玉田皋大队主干渠。今天,找上大队民兵连副连长唐凤君同志一起测量玉田皋大队的地块。晚上,同玉田皋公社党委书记黄珍同志商议玉田皋规划和建设等问题。
    向前看,向前进!坚持斗争增信心。
    向前看,向前进!革命斗志高入云。
                         
1974年9月11日
    今天下午,我和田凤瑞正在河套地测量地块,发现西北部黑云滚滚,显然是雹云。“发射消雹炮,保护庄稼”,万分紧急,刻不容缓。我和田凤瑞以百米速度,奔向设在玉田皋西北沙丘的“防雹中心监测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跑到后立即打出第一发消雹炮弹,随后四处也响起了消雹炮声,黑云终于被打散了,这时才感到双腿发酸,这近6华里的长跑真好似一节体育课。
    昨天劳动收工后,同韩世荣同志再次登上大黑山察看玉田皋坎上地势。
    近日,又收到一大批各地的来信,其中有黑龙江伊春市五号信箱学校八年级学生的14封来信。同学们请玉田皋大队青年队团支部阅后,以团支部名义回信,鼓励他们毕业后上山下乡,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974年9月12日
    今天和刘刚再次登大黑山绘制玉田皋大队坎上简图。上午同李效普测量玉田皋地块:一号林带长1 000米(无林地1 250米),四号林带长950米,五号林带长400米。这些均为不规则旧林带。站在大黑山主峰俯瞰玉田皋大地真美!坎下庄稼丰收在望,村内树木行行,更令人欣喜的是坎上的土地是那么宽阔平坦。可爱的新家乡啊!还需要通过我们辛勤的劳动建设得更好。坎上约18 000亩,由于缺乏护理,很多地方还是光秃秃的沙地。这里需要大变!为什么不在这里建起一支造林固沙专业队呢?为什么不可以护起块块牧场呢?我看完全可以!刘刚把图绘好后,我们下山经过打瓜地时,西北方向山已发白,来大雨了!为保护图纸我们便跑向山下。
 
1974年9月13日
为重新规划玉田皋的山山水水,我们召开两个重要会议。本月4日和今天,公社党委两次座谈会,研究重新规划玉田皋问题。4日下午,在公社党委书记黄珍办公室召开关于玉田皋如何大变座谈会。参加人:黄珍、张树林、盟里派来的知青带队干部、王钟、刘慧贤。
    主要内容:
1.办两场、两队;
2.土地重新规划,消灭插花地,重建防护林带,请农研同志指导;
3.从领导班子入手,解决思想问题;
4.去赤峰县八肯中大队的林带参观;
5.平整土地,为实现机械化做准备。
今天公社党委在家的同志开会一天,专题研究玉田皋1975至1980年规划问题。1974年秋造林要达2 200亩,宜林地是15 000亩,固沙地是500亩。1975年各队建常年造林队伍。1980年要完成15 000亩。土地、林、渠、道路要重新规划。改造盐碱地。1975年一律入合作医疗,建幼儿园。计划生育控制在16.4‰。
 
1974年9月14日
辽宁省地质局物质探测队二分队35名同志,因工作需要驻扎玉田皋。应他们之邀,今天一起座谈。我讲了下乡体会和建设玉田皋情况。
新农村建设中的民兵工作气象一新。建立新的劳动组织(列宁《伟大的创举》)。从玉田皋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民兵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突击作用。我提出的取消“把头制”殘余,用民兵排取代之,这件事在玉田皋的农田基本建设中逐步实现。全大队6个生产队到目前为止已有4个基本落实。原来生产队班子研究、讨论民兵工作自觉性不强,现在情况不同了,第一把手亲自过问,发动广大群众讨论。这是件大好事,不用动员,全队都开始重视民兵工作。民兵工作与生产结合与农田基本建设结合,这样有利于大变快上。
                         
1974年9月16日
    昨天、今天,连续两天带刘刚、效普夜间持枪巡逻。每天都是绕玉田皋大队一周。
今天下午,同辽宁省抚顺矿务局来玉田皋的肖主任、门科长座谈,向他们介绍玉田皋的现状、发展远景以及抚顺知识青年来后的情况。
秋收将即,农活会越来越重,新来的知识青年思想已有些波动,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还要做好迎接重新规划玉田皋山山水水的大会战准备。
近日,连续收到各地来信,特别是山东省、湖南省的中学生,辽宁省抚顺市、旅大市的中学生。怎么办?根本无时间回信!委托青年队团支部也很困难,都十分紧张。
                         
1974年9月18日
    玉田皋大队青年队有一个持枪民兵排,由昭乌达军分区授予武器。我们决定在“九一八”这天,组织一次夜间武装军事演习。
1.20点30分,以班为单位,分3路出发。集合地点位于玉田皋大队南河套边的扬水站。
2.22点,突然命令一二班立即速回大队部执行紧急任务。传达人:李鸿昌。命令三班,火速赶到三队园子屋待命。
3.二班于22点10分到北园子鸣枪3声。
4.一班于22点15分包围五队园子屋。
5.22点20分,全排集中五队园子屋合围聚歼敌特。
6.返回大队部途中,假设遭敌机空袭,检验持枪民兵排长如何指挥隐蔽如何救助伤员。(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燃烧的坎坷岁月
 
      作者:康尔平
 
  三、 下队锻炼
来青年点约半年后,我无论是身体还是生活上都已经慢慢适应了,而且还有很多潜能似乎并没有发挥出来,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于是萌生了去更艰苦的环境锻炼自己的想法。
我找到了大队张书记和吴主任,向他们表明了想下生产队锻炼的意愿和决心。最初,他们听了我的请求稍稍感觉到有点突然,但并没有认为不切实际,随即肯定和表扬了我的想法和举动,说研究后会很快给我一个答复。我想,这也说明他们对我半年多的劳动表现应该是有所掌握的。
两天后,我被召到了大队部,吴主任告诉我,经大队研究决定,任命我担任一个生产队的政治队长。这决定是那样的突如其来,让我没有丝毫的心理准备。我当时刚刚20岁,什么经验都没有,只是抱着去更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的朴实想法,怎能挑起管好一个生产队的担子呢?听了主任的介绍,我简要知道了这个队的一些情况。这是一个多年穷队,家族关系盘根错节,人际关系错综复杂,队长、会计、打头的(相当于组长,领着社员干活的)等又都是同姓一宗。大队之所以派我去那里,因为我是知青,不掺杂任何人际关系因素,至少可以改变一下那里的现状。主任最后说:“小康,你不要有任何思想顾虑,要放开手大胆地干,依靠党员和基本群众,大队支持你。”主任话中充满了信任和期望,也坚定了我做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我只有欣然领命。当然,终还是怀揣着一颗惴惴不安的心,没有一点底数。
那时,每个生产队都配有一名政治队长,一名生产队长。政治队长是一把手,主要负责贯彻落实上级精神,抓学习,把握方向;生产队长主要抓生产,安排每个阶段的生产任务,张罗生产队的吃喝拉撒睡,每天早晚还要站在生产队院中派活,安排第二天的事情。我没去时,队长是一身兼二职,所有事情没人研究,自己说了算。我的出现,无疑对沿袭了十几年的家长制是一个制约和削弱,甚至人未谋面事实上他就已感觉到了这一点。我预感自己将要走的路是艰难坎坷的。
四、 艰苦磨砺
打铁还需自身硬。我深知,要想在生产队站住脚、扎下根,首先要身体力行。因此,我从担任政治队长的那天起,首先在出工上就把自己等同于一名普通社员,和他们干同样的活,吃同样的苦;春种、夏锄、秋收,起圈、掏粪、送粪样样不落,没搞过一点特殊化。由于我的介入,原本一潭死水样的生产队也开始时不时出现了微微的涟漪,有时还会激起一朵小小浪花,一些不利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陈规旧习和伤损群众利益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制约。而初出茅庐的我,自然也开始承受着一次次来自角落中的挤压。
记得那年春夏之交,我和社员们一起耪地,一干就是十几天。只在高中时耪过几次地的我,无论是体力还是熟练程度上,都远比不得从小就下庄稼地的生帮子和那些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把式,即是那些正当劳力的姑娘媳妇我也是望尘莫及。那天上午,只一个来回,我就被远远甩在了后面。越是落后,心里越是着急,手脚越发不协调,手上很快磨出了几个血泡,火辣辣钻心得疼;加上烈日当空,满身的汗水湿透了衣裤。一些先耪到头的社员跟着打头的已经开始或坐着或躺着在地头歇气、喝水,积蓄着新的体能。我则拼着全身的力气左一锄、右一锄地还在后面耪着。好不容易快到了地头,没想那歇足气的打头的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又开始领着那些歇过气的人像400米赛跑一样,每人一条垅地“杀”了回来,我的心顿时慌了,原本想歇歇气的那点渴望如莹莹火苗被兜头一盆凉水无情地浇灭了。我意识到了,这哪里是耪地呀,这是要把我拖垮,要我出丑呀。当大多数人陆续耪完第二个来回开始二歇时,我还剩下得半小时才能耪到头的整整一条垅。我只感觉浑身无力,精神也快崩溃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下去,只是机械地在信念和毅力的支撑下一锄锄地耪着。就在我感到万般无助的时刻,就在我感觉快支持不住的时候,我的前方出现了两个人影,且愈来愈近。我看到了,那是两位好心的大嫂,她们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或许还是顶着冷眼和闲言碎语,一前一后地来接应我了。我只觉得一股暖流瞬间涌遍了周身,双眼开始模糊起来,同时也拼命地向前耪着、耪着。会合的时候,她们都没有说话,会意的投来了友善与同情的目光。之后的那段时间,经常会有热心肠的人在干活时接应我、帮助我。尽管每天收工浑身都像散了架一样的酸痛无力,但我心中却有苦有甜,因为我的身边有一群好心人。那些天,我常常会一顿饭吃下一斤苞米面饼子。
有一段时间,队长推说身体不好告了假,每天早上派活的担子也同时落在了我肩上。一天,不知什么原因,上山拉石料(生产队唯一的副业)的两挂大车中的一个车老板儿也开始闹起情绪,待在家里编凉席,任我苦口婆心地做工作,仍是无动于衷。无奈之下,我不顾大家的劝阻,让另一个车老板儿把两挂四套的马车套好,我这个只赶过几次驴车的青年和那车老板儿一人一辆赶着上了山。上山是空车,后车跟前车,轻而易举;可下山则是装满石料的重载,而且要过几道山梁,不是老车把式是不敢轻易綽弄的。多亏那位车老板儿,危险的地方总是他的车先赶过去,再回来赶我这挂车,路途平坦时交给我赶着,跟着他的车走。重载车下大坡时很是凶险,车老板儿身体紧靠在左侧的车辕后部,右手死死搂住马车的闸柄,左手持鞭指挥着牲口,脚底步步紧蹬,上身全力后倾,和那辕马共同用后坐力阻滞着重力加速度的马车,使其缓缓下行着,直到平地时方可大喘一口气。待下到山底,车老板儿已是浑身大汗,我俩那紧紧揪着的心也才算松弛了下来。那几年,年年都会有拉石料的马车不慎翻在沟里,后果可想而知。事后,大队吴主任找队长谈了一次话,严厉的批评了他的一些做法。
由于我秉持公正,以身作则,能够事事替社员着想,加之肯于吃苦,农活越来越熟,很快在生产队争取了大多数基本群众。
记得那年秋天,也是连着十几天割高粱,几十名男女社员跟在打头的后面,按常规每人一垅的割着。我有了此前的割荞麦、割黄豆、割谷子的实战锻炼,在割庄稼上已经算得上成手了。割着割着,看着前面那打头的,我突然想起了那次耪地时发生的事情,突然萌生了要和他比试比试的想法。心里想着,腿上和手上已不知不觉加快了速度,镰刀所到之处,只留下歘歘的响声,不大工夫,就像在高速路上超车那样一个个地超过了在我前面的人;后面的一些年轻人自是心领神会,紧紧尾随着,一鼓作气追上了打头的。看得出打头的有些心慌,因为耪地、割地有不成文的规矩,必须跟在打头的后面,或许人们一直认为也不会有人能超过他。我俩开始齐头并进,每人后面又都跟着一拨人,好似两只拼力夺冠的龙舟一样,憋着气,铆足劲,互不相让。终于,在僵持了50多米后,我领着那拨年轻人百米冲刺般越过了他,这时打头的完全乱了阵脚,腿手越发不听使唤,扔下镰刀,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二十六七的汉子竟委屈地呜呜哭了起来。我胜利了,打心里往外兴奋,终于用行动证实了自己,感觉给父母也给知青争了光。待割到地头,回转身时,打头的已经不见了踪影,我知道是我的虚荣心和隐隐的报复心理惹了是非,毕竟我是政治队长,怎应这样小肚鸡肠呢?吃过晚饭,我敲开了他家的门,发自内心地当着他老母亲的面向他赔礼道歉,承认了错误。我的主动和诚恳深深感动了打头的和他的母亲及家人,他自然也向我道出了那次耪地时的真相。我们互相原谅、理解了对方,并从此成为了交心的朋友。
没几天,我听到有社员反映,说村西那片刚割倒打捆但还没扦穗(用戴在手上的方形扦刀将高粱穗从秸秆上割下来)的高粱丢了好几捆。第二天早上,天还灰蒙蒙的,我脸也没顾得洗就顶着大雾悄无声息地来到那块开阔的高粱地附近,蹲在干涸的水渠边,眼睁睁地注视着高粱地的动静。没多久的功夫,就看到一个黑影走到高粱地中,吃力地将一大捆高粱架在后背,另一头拖在地上就往村里走。我没敢打草惊蛇,只是悄悄地跟在后面,他走我也走,他歇我也停。当他拖着那捆高粱走到村西头一个院子外刚要推门时,我在后面一脚踩住了那捆高粱,这时的天已经大亮了。那人扔下高粱,回过头看到了我,我也认出了他,原来是队长的小儿子。这时队长从家中走了出来,二话没说搧了儿子一耳光。我平和而又透着威严地说了一句:“把队里的高粱送回去。”从那以后,队长对我恭敬了许多,也是因为我没有公开处理他的儿子,心中多少存着一点感激。
这一年多,我好似一下子长了十几岁;这一年多,我感觉把几年的苦都吃完了。(待续)
 
 
6天5夜,三位知青年近古稀成功穿越
 
“死亡之海”罗布泊
 
——朱龙海、吴立德、高树森三位老知青随队成功穿越罗布泊
   
   素材提供:杨在东(上海)
   
   作者 编辑:姚福生
   
   朱龙海、吴立德、高树森三位年近古稀的老知青和其他队员一道于今年5月7日成功穿越罗布泊!
   罗布泊因人迹罕至,兽骨遍野而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生命禁区”!当年上海探险家彭加木、余纯顺就献身于此,至今彭加木音讯皆无!
   今年3月,由新闻报社、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主办的“新闻晨报·周到之远征——罗布泊大穿越”活动发出招募令,300人报名,35人入选,与三位老知青相比,其他人不是年轻力壮就是战绩骄人。他们当中有曾徒步穿越西藏无人区墨脱、6次获国际马拉松奖项的女汉子和驾车穿越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纯爷们及曾随上海摩托车探险家王龙祥成功穿越罗布泊的领队《新闻晨报》摄影部主任王杰。唯独三位老知青在经验和年龄上均无优势!
   他们战胜来自家人尤其是老伴的阻力,经过安全保障、组织纪律、野外生存等能力培训,4月30日,由11辆越野车,1辆指挥车,4辆保障车组成的探险队信心满满地从上海出发!
   然而,他们所经历的远比想象的更为艰难!
   从上海出发时气温30度,5月2日,踏入新疆,气温降至8度,且大雨倾盆,刚一踏入罗布泊,大漠狂沙便遮天蔽日地迎面扑来,天是黑沉沉的天,地是黑沉沉的地,能见度不足十米!眼见货车原地打转进而侧翻!继续深入,又见动物白骨横卧!
   “八拐不如一停”,队员们各个都是老司机,尤其是朱龙海、吴立德、高树森三位老知青,相互照应,相互鼓励,相互提醒,走一步,望三望,确认无误再行进。
   队员们边砥砺前行,荒漠探险,边用摄影、书画、篆刻等技艺去发现和记录他们眼里的别样罗布泊,以圆艺术梦想。
   5月2日晚八、九点,露营罗布泊的第一个夜晚,队员们就遭遇了真正的沙尘暴!10级狂风,卷着黄澄澄的沙尘从西面袭来,车队决定停止前进,就地安营扎寨,可是狂风却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调转风向,从东面汹涌袭来!车辆在狂风中晃动,随时有被狂风拦腰吹翻的可能!
   “抓紧时间上车,把车头朝向风向!”领队发出命令,所有车辆排成一排,狂风卷着沙尘呼啸着掠过车辆。
   车辆安全了,帐篷却屡屡被狂风刮跑!
   地钉钉进沙地里,绳索套牢汽车钢圈,眼见帐篷支起来了,忽然一阵持续狂风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立起来的帐篷不是吹塌,就是被狂风刮上了天,吹过山头!李小明操起相机抓拍到这一难得一见的“空中飞蓬”。
   狂风毫无怜悯之心,一个劲地狂刮不停,连炊事帐篷也不给搭建的机会,晚餐只能吃馕、自加热便当和一瓶饮料了。
   指挥领队和分队长们戴着口罩紧急商量对策。决计上车,以车作掩护,度过这寒风呼啸的一夜,许多人在凄厉的寒风中一夜未眠。
   天亮后,队员们疾速前进,刚刚进入罗布泊火焰山段时,车辆迂回前行约一个小时,突然发现跟了一路的车辆根本不认识!
   大部队无影无踪。
   半个小时过去了,依然未见踪影!
  领队王杰指令掉队车辆利用卫星定位,调准方向,经过一个小时的追赶终于归队!
   大家决定“一定到彭加木失踪地探个究竟才不枉此行!”
   天刚蒙蒙亮,车队就从八一泉出发前往彭加木失踪地。这是一条极少有人涉足的路线,当地的向导和驾驶员说,他们从未走过,由于没有准确的参照物,连导航仪也开始含混起来。他们先后采取放飞无人机和派员侦察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节省大量的人力物财力和宝贵的时间,经过6天5夜,1116公里近乎与世隔绝般的风餐露宿、艰苦鏖战,终于在5月7日下午成功穿越罗布泊无人区,凯旋归来!
   (此举,请勿效仿)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我的知青岁月
         
                                作者:王维俊(辽宁)
 
    作者简介:王维俊:辽宁抚顺市人,1968年下乡锦县班吉塔公社羊草沟大队,1972年回城,在龙凤矿井下11年。后调到矿务局党委办公室、矿务局总医院、抚矿十一厂、抚矿集体局、怡和公司。2009年退休。作品曾发表在《中国知青》、《知青之声》、辽沈晚报、《乐龄网》等。
 
       1、 我们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下乡第二年,一股成立文艺宣传队之风刮了起来。我们队的领导不知动了哪根神经,也要整一个。照他们看来,不就是唱歌、跳舞、弄点儿三句半等等,没什么大了不起的,可等到一玩儿真的,全都傻眼了,这才知道牛皮不是吹的。要整一台节目,那要有编创、导演、还要有歌队、舞队、还要有乐队。就是把我们青年点儿的全部人马都算上,也难以完成。细数数我们青年的人马刀枪,没几个爱好文艺的,把队领导愁得上吊的心都有。
我那时正是受歧视的时候,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不可能让我参加,可不让参加他们就弄不起来。这倒不是我有多大能耐,但照比他们来说,那还是强一些,论写,念书的时候我就是我们班报的编委;论文艺,识谱能力是基本拿过谱子就能唱;论乐器,二胡、口琴、弹拨乐都会一点儿,虽无独奏的能力,但在我们这些人中可以说是数得着。队里的领导多次和其他同学们研究文艺队的事儿,没有一个敢牵头办,面对队领导期盼的目光,个个噤若寒蝉,不敢吭声。队里的头头的嘴撅得能栓一匹骡子。我挺想牵这个头,可又怕热脸贴个冷屁股,掂量掂量自己,还是咬个草根眯着吧,不敢吱声。
眼看着别的大队都搞起了文艺队,队里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是谁,向他们推荐了我。为我这么个人物,队里是左掂量右掂量,最后把球踢到了公社,公社革委会批准,说是:“我是可以改造好的黑五类子弟,要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经受考验”,又非常严肃地告诫我:“这是党组织对你的信任,你写的东西,要经得起毛泽东思想的检验,经得起革命群众的检验”等等。听到这些我心里直打鼓,打的是退堂鼓,这要是出点儿什么问题还不要了我的命啊。可现在想退来不及了,队里都同意了,公社也批了,想打退堂鼓,和谁较劲呢?这是态度问题,更是立场问题。上了架的鸭子,还想下来?门儿都没有!想偷奸耍滑也不行,大队还专门派了一个监督员,明面是我们文艺队的领队,也参加一些活动,其实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就是监督我们,准确一点儿说就是监督我。
说实在的当时真没有这个必要,那时候我想表现都找不到地方,何况现在给我一点儿空间和舞台呢?我既暗自庆幸,又忐忑不安。庆幸的是终于有了让我露脸的机会;不安的是这要是弄不好,那脸可就丢大了,我将失去同学和组织的信任,对我今后的前途都将是极大地影响。
可排些什么节目呢?我衡量了一下我们的人马刀枪和队里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个“人员上以下乡青年为主,在乡青年为辅;演出单元上以集体节目为主,个人节目为辅;节目形式上以舞蹈为主,唱歌为辅”的排练和演出的方案。这个方案有我自己的打算:第一,这个方案能博得同学们的拥护和支持。有些人根本从未上过台,是个露脸的机会,何况还是同学们推荐的我呢,是对他们的回报;第二,这个方案没有把依靠当地贫下中农的原则给忘了,给他们留了一席之地;第三,节目组成较简单,耗时较短,效率高,容易出成绩;第四,易于表现出我的组织能力和文艺能力。能充分发挥我的所学、所会,几乎让每个节目都要有我,给人没我就不行的感觉。方案上报后,很快获得了通过。
要说那时候的文艺节目也好弄,光跳“忠字舞”二十分钟没问题,难的是怎么把一些节目串起来,要有许多诗一般的文字进行过渡,既可以使全台节目显得丰满,有可以有充分的上下场时间。这个任务难不倒我,我当仁不让,全权由我来创作连缀词,把选定的节目往一起串,每天晚上进行排练。经过近一个月的排练,丑媳妇该见公婆了。我们的节目“公演”了,而且一炮走红。
多少年过去了,但我还记得。我把这些节目给大家演一遍:(没有舞台、幕布、灯光,弄两个汽灯,木杆子一挑就是灯光,村里每天上工时队长分工的台子就是舞台,那是天当幕,地做台,锣鼓一敲演起来。)报幕开始:“广大贫下中农同志们,我们是羊草沟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们告别了故乡,告别了亲人,来到了与贫下中农共同战天斗地的地方,经过一年多的锻炼,我们有了新的进步,今天我们要用我们的舞姿,我们的歌声,我们崭新的精神面貌,给大家带来一台充满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节目,让我们的舞蹈、歌声为贫下中农鼓劲儿,为我们战天斗地呐喊,为我们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而欢呼。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今天的一切,都是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在我们欢庆胜利的时候,我们怎能不由衷的歌唱伟大领袖毛主席。
第一个节目,大合唱:《东方红》;二十几个人,《东方红》唱三遍,带变调、合声的。天下的歌再多,不如这一首,天下的舞再多,不如这一个,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儿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贴心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在激烈的跳荡,千万颗红心向着红太阳,我们衷心祝福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请看第二个节目,歌舞表演,《敬爱的毛主席,您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就是忠字舞,我们天天吃晚饭前跳,老农也会,台上一跳,台下也跟着跳,这也是“互动”吧!)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带上红袖章心里实在甜。
请看第三个节目,豫剧表演唱:《带上红袖章,心里实在甜》。(由我们青年点儿的女生表演,那会儿,这首歌挺好听的,不少人不会,)战荒山,斗荒原,我们是新一代的知识青年,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哪里有荒原,就让哪里生产棉粮,哪里有高山,就让哪里献出宝藏。
请看第四个节目,小合唱:《中华儿女志在四方》。。表演者:全体下乡青年。(这首歌是我们在学校时候唱的,我们人人都会,四十年后,同学们聚会,将它命名为我们的班歌)。知识青年下乡来,贫下中农喜开怀,赶着大车迎亲人,笑脸如花朵朵开。
请看第五个节目,表演唱:《知识青年下乡来》(这是我自编自导的一个节目,是我去锦州买菜的时候,晚上没回去,住在锦州农机厂,看到他们演出的一个节目,我死皮赖脸的把谱子要来,进行了改编,填上我写的词,又导演了一些动作而成。由我们青年全体表演,我当车老板,手持红缨鞭,同学们做乘车状,顶风冒雪,随着山路的起伏、颠簸,做前仰后合状,效果还挺好,掌声热烈。)。扎根农村闹革命,广阔天地有作为。我们是革命的种子,就要在这里生根发芽。
 
 
请看第六个节目,毛主席语录表演唱:《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那时候毛主席语录歌有的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诞生了一大批革命样板戏,那优美的唱腔,鼓舞人心的唱词,动人心弦的剧情,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给了我们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请看第七个节目,一组样板戏选段。1,《白毛女》选段,《北风那个吹》。演唱者:张某;2,《红灯记》选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演唱者:刘某某;3,《智取威虎山》选段,《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演唱者:王某某;4,《沙家浜》选段,《智斗》,演唱者:张某、丁某某、王某某;5,《沙家浜》选段,《你待同志亲如一家》,演唱者:张某、王某某。(一一表演下去,没有伴奏,没有音响,全凭嗓子干,穿云裂帛,余音绕梁,获得阵阵掌声。说实在的那时候年轻,嗓子好,底气足,唱得有腔有调,还是满受欢迎的)。作者王维俊右一,左一为其父亲王云享国务院津贴的矿井通风专家。
 
十几个节目下来,一个多小时,该结束了。报幕的上来:“广大贫下中农同志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手挽手,肩并肩,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克服困难,披荆斩棘,坚韧不拔,奋勇前进,向着我们伟大的目标,前进,前进,向前进!让我们共同高唱《团结就是力量》”。(全体演员全上,干巴巴的几把二胡、板胡、京胡伴奏,来一个前奏,我指挥台上台下一起唱),个个喊得青筋直爆,脖粗脸红,完美结束
我们的节目很受欢迎,节目内容不断变化,不断充实,定期到几个小队去演出,受到热烈欢迎。老远就有人接,都好吃好喝招待我们,走的时候,送出村子老远。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们经常来演出。看来,那里的确太缺乏文化生活了。                                                                           
组建文艺队的成功,给我也镀了金,同学、老乡、队领导,对我的看法有了转变,认为我不仅是可以改造好的黑五类子女,还是个多才多艺的青年。这为我今后的前途好孬都添了称。想起这些,咳,这又算什么呢?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
回城后的第三年,我在龙凤矿开拓区又组建了一支文艺队,全矿轰动一时,还代表矿参加局里汇演,全是自编自演,获得好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交下了一群好朋友,年年初五相聚,以成惯例,从未结婚,到孩子都有了孩子,绝无间断,四十多年如一日。(待续)
(图右为作者王维俊,左为其父王云享国务院津贴的矿井通风专家。背景为抚顺龙凤矿。)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河北)
 
第二天陈效富去砖厂拉回一车砖,东院老夏大哥是木瓦匠,主动过来帮忙。和泥、调线、垒墙,墙垒一人多高后,在上头打几道木立柱,用草纸板钉上,里外糊牛皮纸,又糊大白纸。陈效富自已盘炕。利用张森家外屋扒了的北炕烟道在外屋盘了个小灶台,把劈柴架上,浇点柴油,半捆稻草,火点着了,呼呼往里抽,一点也不冒烟,半天的工夫就把炕烧的热呼呼的。他垒炕我也没闲着,我大队找李主任说明情况,李主任同意让陈效富把父母的户口迁过来,开了封伩,我拿着这信去场部,场部特别痛快,我又请人去大巴县,一星期就把准迁证办好了,一个月有效期。我狠狠牙,给儿子掐奶了,好让他奶奶带他。从打下乡,我坐火车总像闯关东似的,背包罗山的(行李多),这回可好,只背一个兜,揣一百块钱,我就走了。
陈效富去清水农场汽车队一问,恰好有车晚七点出发去沟帮子,九点多就到了,司机把我送到沟帮子车站,这回乘车可太顺了!我乘坐二十二点的车,到沈阳倒车去彰武,又坐汽车到苇子裕。我买了几斤点心,大步流星地没感觉咋的就到水泉了。公公一看我回来了就笑了:“准迁办好了?”
“不办好我能来吗?”猛然瞥见大铁盆还在屋地放着呢。“那个大盆咋还没卖呢?”
“她来过一次,问‘三元行不?’我说‘不行!’她扭头就走了。”
我去那家,那家嫂子一看见我来了很热情。我说:“那个大盆咋回事呀?”
嫂子:“我真想买,手只有三元钱,原来的瓦盆打碎了,我寻思买个铁的结实,买个新的还得好几块,我买不起,不能总借你婆婆的大盆是吧?不是我讲价,是真没那一块钱呐,借吧,找谁借去?借了拿啥还?”
一块钱把他们难成这样!“嫂子,大盆不是我的,要是我的我送给你,这咱说了不算,这样吧,我给你一元钱,也不用你还了,你也别和我公公说,去拿大盆去吧。”
说着,我掏出一元钱塞在嫂子手里。嫂子说:“这咋说的,还叫你给出一块钱,真不好意思……”
“没啥。咱姐妹帮这点忙算啥?”
嫂子说:“你这人真实在,要说你也不常在这儿,这回走了,你还能来呀?”
“小事儿,别放在心上。走,你也去拿大盆去。”
我公公一见嫂子来了,连忙说:“三块不卖哟!”
嫂子说:“俺借着一块钱了,俺给你送钱来了,俺来拿大盆。”说着,从兜里掏出四张红票一元的,给了公公。
公公接过来看看,又高兴又不好意思地冲着我:“给你呀?你道上不得花钱吗?”
“我可不要,我花钱也用不上你们掏,您揣着吧。”公公执意不肯,我说“到盘锦您给我妈吧!”公公这才把钱揣进兜里。
我把大盆递给嫂子,嫂子接过大盆,我俩笑了。
 
   我送走嫂子,公公说:“哼!看谁犟过谁,到底得花四块钱买,我就不信我整不过她?”
“姜还是老的辣!”
公公又问:“亮子他妈,我问你,你和你王二娘说钱包找着了?”
“啊。”
公公挺不高兴地;“你为什么要告诉她们找着了?已经赖上了就赖到底呗!这不是自已抽自已嘴巴子吗?”
“抽嘴巴子重要哇?还是让人家小春搭上条命重要?咱承认钱包找着了,别让小春背这黑锅,人家孩子没事了,她父母也不骂她了,她也不会想不开了……”
公公打断我:“你二娘来了,把俺俩骂一顿!”
“她为啥来骂你呀?”
“她来问我‘你家钱包找着没?’我说‘没找着!’你二娘说‘你个老王八头,你家钱包没丢,找着了,你还说没找着,你儿媳妇都告诉我们了,那个老逼走了,连个屁都没放就滚蛋了,有你们这么办事的吗?俺孩子明明没拿你家那个破钱包,硬赖俺拿了,你儿媳妇要不上俺家去告诉俺钱包找着了,俺小春非死了不可,小春死了,俺也没法活了,说不定俺家得搭几条人命呢?你个老王八头,我没工夫搭理你,到现在还不说实话,我告诉你,队长家也知道你家钱包找着了,老林家也知道,有这两家给证着你儿媳妇说的,钱包找着了,你赖不上俺了!’”公公喘了口气接着问“你和老李家、老林家也都说了?”
“啊!都说了。我找李二哥要车,二嫂子送我,问我‘钱包找着没?’我说‘找着了,我说我这就去二娘家去告诉她,别让人一家子上火了,二嫂子说找到了可好,要不然小春还不得把命搭上啊?”
“你这孩子,咋光替人家想,不为自己想呢?”
“爸,咱光和老王家一家说不行,咱走了,没事了,老王家也没事了,人家不上火了,可是外人呢,外人只知道小春偷老陈家钱包,不知道老陈家钱包没丢,找到了,他们是不是还得议论老王家,老王家还得上火,咱也走了,人家找谁理论去,不冤枉死人家吗?我和那两家说了,那两家在屯子里给老王家证明,小春是清白的,这个事不就完事了吗?我临走时不告诉您了嘛,王二娘要来问您钱包的事,让您说找着了,您要说找着了,再说两句客气话,人家二娘能骂您和我妈吗?”公公不吱声了,我又说“爸,这件事,我这么做,您不满意?”
“满不满意你也和人家说了,说就说了吧。”
“爸,做人要公义,不能屈枉人,您要把小春给冤枉死了,您就不怕小春的阴魂来找你?”
“唉?哪有什么阴魂?谁见过?”
“您活这么大岁数就没听说过屈死鬼吗?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爸,求您不要恨我,我在替您们做善事,往后咱不提这件事了,过去了!”
吃完晚饭,我提留着两包点心去队长李二哥家。李二哥和嫂子见我拎两包点心还挺乐的,说:“妹子啊,来就来呗,这是干啥?”
“给孩子捎点吃的来。二哥我先来和您打个招乎,您明天还得受累给我派辆车去包家屯粮库卖粮食,起户口和起粮食关系。”
李二哥说:“中,明天我跟车去,我帮你办。”
“太好了,二哥二嫂那您早点歇着吧,明天咱早点去,赶早别赶晚。”
回到家里,把借车卖粮的事说了一遍,就脱鞋上炕焐被(铺被褥)。
公公问:“你在家住哇?”
“在家住咋了,我还出去找宿呀?我闲别人家有大虱子,别咬着我。我这人特隔路。”我把公公的被窝焐在炕头,我在炕稍,把婆婆的被褥,里朝上,面朝下,反着盖在身上,脱了棉袄,棉裤,把棉袄往头顶上一蒙,不一会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天见亮。
吃了饭,收拾利索,李二哥和我找到会计,给公公婆婆的口粮算个数,装上大车,拉到包家屯公社粮库卖了,又起了粮食关系、户口,一天全办成了。我请他们在包家屯的小饭馆吃饭,一人喝了二两酒,买四个菜,饭馆主食光有馒头,鸡蛋汤,我觉得挺对不住他们,他们还挺乐!馒头二两粮票一毛钱一个,吃完了,我又给赶车的和李二哥每人买十个馒头带回家,他们可乐了,那年头要到春节才能吃到馒头呢!
吃完饭,赶车往回走,我和李二哥坐在马车上合计着:“二哥,今天都办完了,我们明天就可以走了,您给我出一辆车,把我送到彰武,我们带一大花筐土豆,一大花筐东瓜,还有两只箱子,里面装的零碎,还有行李,直接帮我送到火车站行李房,我准备做下午的车,上午到车站买票、拖运,办好了咱就吃饭去,车上没东西,吃饭了也安心!”
李二哥笑了,说:“好嘞!咱就这么办。”
“明儿一早都上我那吃去!”
李二哥和赶车的一齐说:“不用,你这不给我们买馒头了嘛,我们明早晨让老娘们给熥馒头就行了,你明天晌午再给俺俩一人弄二两就行。”
“那一定。你们不说我也得给你们喝呀!明天咱们找个好点的馆子,我公公也能喝二两,我也能喝二两,咱爷四个明天买瓶好酒!”
李二哥乐了:“那好哇,咱就这么着了!”
“二哥,从咱这到彰武,得用多长时间?”
“三个多钟头吧!从咱这到苇子裕用不上一个小时,从苇子裕到彰武,汽车还跑七十分钟呢,可是它有站就停,咱没它跑的快,可是咱不停,也得两个多点,咱明天早上六点走,在十点之前到那,你买票走货,办完了,你爷俩去火车站,俺哥俩赶车回家,这样行吧?”
“行,赶车的哥哥行不?”
“没问题!”
“就这么说好了!”
 “我说妹子。” 李二哥问“你能喝酒,你今天怎么不和俺哥俩喝呢?”
“我爸没来,他要来了,我兴许能喝一盅两盅的,老人在家,我喝的一股酒气回去,不带劲,那叫啥事,咱是儿媳妇要注意影响!”
李二哥说:“你想的还挺多的?那倒是,得多注意影响。”
“我这人脸皮溥,就怕让人家说我,怕说就别做!对吧二哥?明天跟今天就不同了,我不能让我爸敬你们酒吧?我得敬两位哥哥,大老远的给俺爷俩送这来,我得敬您两杯,可说好喽,明天您俩可别让我多喝,我喝多了,怎么带公公走?你们俩也别喝多,别把车赶沟去……”
他俩哈哈大笑。二哥说:“以前看你不爱说话,你也挺好说啊?说的还挺有意思,挺逗乐的!”(待续)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江苏)
 
上面讲了农活中的一号人物:打头的;二号人物:大老板子。这是财主、东家雇佣长工的骨干力量,也可以说是东家的“摇钱树”。其他的种类又分为;
“跟做的”。即是一般从事农活的,跟着打头的,别人干多少,他干多少,也挣一个人的工钱。
半拉子,未成年的孩子。只能拿成人的一半工钱。
打更的,也叫
“更倌”。白天夜里转悠,看家护院。虽说不那么劳累,但要守铺,靠时间。
打杂的,包括伙夫,看小孩的。杂工要起早贪黑,干家务,活计凌乱。柴米油盐样样都得管。
马倌、牛倌、羊倌、猪倌、即放养牲畜的长工。小孩们为最多。这活儿最苦,挣钱也最少。男孩子们一般在七八岁就给东家放猪。一年下来,只挣四斗高粱。十四五岁就放牛放马、当半拉子,父母说,不图别的,只求带张嘴出去,故有:小子不吃十年闲饭之说。
短工,即月雇。为一到三个月时间。一般为农活繁忙季节,如播种,夏锄,秋割,冬场农忙时节。活计和工钱按议定的去办。短工起到补充、替代长工的作用。
零工,即日工。农忙时,劳力不足而临时雇用。日工是单纯劳动。主要在六七月除草和十至十一月收获季节,被大量雇用。干一天挣一天钱。农忙过后就被打发掉。
差役,就是无偿的给东家干活。一般每个耪青者每年必须完成四十个工日(坝南和坝北是一致的)这纯粹是财主、东家对农民的奴役、剥削。
上述这些工种,王氏家族成员无论老少,都从事、经历过,但是最苦最累的还是长工。受剥削最重,雇工时间最长,劳动强度最大,但工钱低的可怜。当时,男壮劳力,一天只能挣几角钱遇上灾荒年,血本全无,还欠下一屁股债。在坝南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夹手庄,地垄长,日不落,汗水淌。扎破脚上鞋,耧断破锄杠。挣来三五角,回家哄儿郎”。这就是王氏家族在坝南耪青岁月的真实写照。
十几年艰难困苦的耪青生活,夺去了我三个祖父的生命。他们带着满身的伤痕和一腔的悲愤,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不公的世道。“走的人似乎有了解脱,而活着的人苦日子还要继续”。王氏家族的重担落到了爷爷的身上。从此,爷爷领着庆字辈的九个兄弟开始了新的耪青生月。
我的三大爷王庆柱(二祖父家的二小子,庆字辈里排行老三)人很聪明,机灵,脑瓜活儿。在坝南的耪青生活,他感同身受。眼瞅着上一辈的老哥四个都快拼光了,家里的日子还是穷的叮当响,一贫如洗。他不知从哪儿得来的信,说是坝北的“后大荒”那叫好,能养人活,决定闯一闯,就把想法告诉了爷爷。爷爷思量着,来坝南十几年了,累也受了,苦也挨了,受的罪也扛下来了,人搭进去三个,日子还是照样穷。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也罢,就让年轻的闯闯吧。兴许是个好路数。
爷爷把几个年龄大点的 孩子叫到一起,说明了闯坝北的想法,然后问:你们有谁跟老三去坝北?孩子们都争着要去,三大爷说:不用,我一个人就行,不碍事的,先去趟趟路,好了就回来接你们,不好,也有个退身步。就这样,王氏家族一个新的决定筹划出来了。三大爷王庆柱只身闯“坝北”。
第二天,家人为三大爷准备了棒子面炒面,和高粱面贴饼子。三大爷带着爷爷的嘱托和全家人的希望,含着眼泪,踏上了坝北——后大荒的路。
三大爷一路奔波,风餐露宿,马不停蹄。一边查看,一边打听,很快来到了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的交界处——海立土东敖吉(现大兴农场向阳分场),落住了脚。三大爷举目瞭望,一瞅这地方两河交汇,中间三角地带,水丰草茂,土地肥厚,坝南那里的风沙土,盐碱地简直和这里没法比。三大爷喜出望外,激动不已,浑身的血都往上撞,蹦着高的喊道:“哈哈!可找到你了,这就是王家未来的刨食的地方”。
东敖吉原为蒙古王爷的地盘,伪满前夕,王爷撤走了,将地卖给了朝阳一个姓冯的有钱人。其后,姓冯的财主就在当地招了青,把游牧场开垦成了农田。
姓冯的在朝阳有自家的店铺和公司,所以,招青的人也把这里成为“冯氏公司”。冯财主并不亲自管理这里的土地,而是招雇海立土一户姓马的人家(据说是我大姑父马秀祖上的某一支)替他经管,负责招青,收租等事宜。
三大爷在冯氏公司耪了一年青,收获颇丰。同样的付出,同样的苦和累,同样耪一份青,却得到了比坝南多出近一倍的口粮。在坝南,一般的薄拉地,一年只打百十来斤粮食,好地也不过二百斤。而在这里一般土地也打二百来斤,好地可以收到三百斤,相差太悬殊。三大爷那个乐呀,简直是手舞足蹈,疯了一般。这是土地的恩泽,不是冯东家的善心。当然,他赶上了风调雨顺年,“人呐,要是走运,老天都帮忙,要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三大爷从小到现在,还从没有过这样的轻松和快乐。快过年了,他更加思念亲人,时刻都不想等了。简单地收拾收拾,起身赶回坝南,他要把家人和亲戚都接过来,让他们也吃上两顿饱饭。(待续)
 
      
            兵团缘
 
        作者:池清(山东)
 

买相机,说说容易,特别是买一架上海产的海鸥120相机,时下可是比登天还难。
现今市面上,干什么不用票,粮票肉票鱼票,缝纫机票自行车票,不管买什么东西,大的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得用票,有的还要用证。我没到兵团的前一年在家闲着,就帮我妈管过家,那些各式各样的票证把我都搞糊涂了,不用说像我妈这样整天忙工作的人,哪有心思去研究什么这票那票的,就连我每次买东西都得去问我们院浦大姨家的那个保姆王姨。照相机算是高级商品了,你就是有钱市面上也无货,得拖关系走后门,进了一个货还没摆上柜台就给拿走了。谁要是能搞到类似这样的高级商品,那都是有路子的,让人高看。
多亏刘干事有这方面的熟人,到了湾岛后当天联系,第二天就在湾岛最大的照相器材商店天真照相馆拿到了货,还是那种摇把的,最新的产品,可以多次曝光,能拍艺术照。光这架相机就花了200块钱。
我一听200块,心里不由地颤了一下:这么贵,这不相当于我们兵团战士好几年的津贴吗。我从刘干事手中接过相机时手还在发颤,生怕不小心弄坏了。刘干事说再买台印相机和上光机,还有冲洗胶卷用的盘子、摄子、药粉什么的,我第一次接触这玩艺,对此一窍不通,刘干事说买什么就买什么,每买一样东西刘干事就跟我说说是干什么用的。
在说到买胶卷时,刘干事说,买20个吧,你们团部驻地偏僻,离县城远,急用时现买不方便,多买几个备用。我一听说买20个胶卷,觉得有点多,一个胶卷能照12张,20个就是240张,我们团用不了那么多。本想跟刘干事说说我的想法,可一想到自己不懂摄影还是听刘干事的吧,便点头表示赞同,20个胶卷正好是一包。
由于刘干事在湾岛是熟人熟路,两天时间事办得很利索,500 元钱还有节余。刘干事对我说,由他做主我可以在家再呆一天,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想到兵团有严格的纪律,想到主任对我的教诲,再说我已经在家住了两宿,这也算是破格“待遇”,比比我的那些战友我已经很幸运了。邻居魏来福他妈见我回了家,看见我妈就说,哟,老林呀,还是你家建国干得好,看,才去了几天就能回来办事,我家来福就是不行。我妈听了心里也不是个滋味,但邻什百家的也不好说什么,只是笑笑表示一下礼貌就过去了。我爸妈也不同意我在家再呆,叫我早点回去,这样给首长也留个好印象。买到相机的第二天早晨我就随刘干事坐火车回兵团,在路上刘干事又向我详细交待了各种器材的用法,他看我要用本子记,就说不用记,过些日子师里要办学习班,把各团的新闻摄影报道员培训一下。中途刘干事换乘回师部,我自己坐着这趟火车返回团部了。这是我到兵团才两年时间第一次外出给公家办事,想到这次任务完成得不错,各样东西刘干事给打算得挺细,钱也有节余,主任肯定会表扬我,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回来后的第二天下午,我们政治处全体人员被通知到会议室开会。我走进会议室,见桌子上一溜摆着我刚买回来的那架照相机及那几样照相器材,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落座以后,主任很严肃地说,“今天我们临时开个处务会,主要是研究一下关于艰苦创业的问题。这,就是昨天刚刚买回来的——”主任说着指指桌子上的照相器材,“500元钱,在我们这个穷团可是笔不小的数字,我们一个兵团战士每月的津贴才6元,这笔钱相当于多少兵团战士的津贴?我们团现在是白手起家,多少地方需要用钱,我们这是勒着裤腰带挤出来的500元钱呀!”
    从一开始进入会议室,看见桌子上摆着的这些东西,我的心就收起来了,主任越说我的心收得越紧。主任的字字句句都敲在我的心头,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我做错什么了?
    “买这架照相机是必要的,”主任还在说,“搞新闻摄影就象打仗一样,总要有一件武器。可这个呢,”主任指着那台印相机,“我看这个不必买新的。我在野战部队时,都是用木头钉个四方盒子,里面安上灯泡架块玻璃,照样用。特别是这个,”我看是指那包胶卷,“难道非买这么多不可吗? 我们学摄影,不能用胶卷来交学费,咱确实交不起呀!”
听着主任说的话,我怎么也想不通,不是你叫我听刘干事的吗?哪一样东西也不是我自作主张买回来的,我这次出去真够严格要求自己的了,话不敢多说,家不敢多往,我那点做错了,为什么要在我身上作文章?我又想起了春节写慰问信的事,越想心里越委曲,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渗出,我极力地控制着自己,认真地听主任的一番数落。我用一个心眼支撑着自己:决不能在党组织对我进行考验的时候显得自己没有政治修养。
不知怎么的,这次开会竟没有一个人说话,连马道明这个每次开会总愿意发表意见的人也没有说什么。其实主任也没让大家表态,他说完了以后就宣布散会了。我本想留下找主任谈谈,解释些什么。柳干事在从我身后经过的时候,轻轻地戳了我一下,我也就势站起来跟着走出了会议室。
回到办公室,马道明对我说:“小智呀小智,你说你买那么多胶卷干什么?”
我一听急了:“这怎么成了我买的了?当时走的时候,叫我一切听刘干事的,刘干事说买什么就买什么,这可以问吗!……”  
我还想说什么,可看见柳干事和姜干事都站在那儿看着我,魏来福则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脸上没有任何的表情。我似乎一下子明白点什么事,就走进里屋的宿舍。从我的身后又传来马道明的一句话:“主任说什么咱都得听着,谁叫咱是下级。”
我一听这风凉话的味儿心里就觉得烦,什么玩意儿,这不是趁火打劫吗!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个领导,就算是我做错了你可以说,可我也没做错什么事!我真想返身朝他吼几句,也解解我的心头烦闷。毕竟我还是有理智的,我坐在床边一动也不想动,脑子里乱极了,想了很多事,不知怎么一下子又想起了我在调到政治处的前一天连队张指导员跟我讲的一番话。他说:到了机关不比在连队,要学会酸甜苦辣都能吃。哎,要是我当时不离开连队多好,跟着指导员也不会发生这么些破事,指导员对我真是太好了,他既是我的领导对我严格要求,又像是我的长辈对我关心爱护。我与他相处的一幕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待续)

 

      我的五味人生

    作者:唐明达(辽宁)

 

我见状非常反感,但拦是拦不住的。这边青年很快点燃了豆荄,烧着、吃着,那边妇女们用手作着揖,哭着、求着……。
我的眼前,浮现出小时候看的电影里,白狗子抢老大娘手里老母鸡时的情形,实在不忍看下去。妇女里有个老太太,好像还在欢喜岭姐姐家见过。
我凑到她身边问:“你们这是打哪来呀?”老太太也认出了我,像见了救星似的,抓住我的手求道:“大兄弟,帮一把吧,你把我那份要回来就行”。
我的心一阵酸楚,问道:“大娘,你还没吃饭吧?”
老太太晃晃头说:“吃啥饭呀,早上就喝了碗粥,到现在连水都没进呢。”
我的心有点冲动,霍地站起身,掏了下衣兜,捋出了二斤七两粮票,一块多的钱票,来到炊事员面前说:“打这些饭给老农吃吧。”
炊事员连看都没看,反正剩了大半桶的饭,挑回去也是费劲儿,给每个妇女打了满满的一碗饭。就为这事,我的名字在欢喜岭传开了。
这会儿青年点出了集体犯的人命案子,她们自然想到了我,惦记着我。
也不怪欢喜岭人把青年点打死人的事看得那样重,两天后苇场派出所、县公安局、东郭苇场联合调查组都来到了二连。这下青年儿们傻了眼,没了声响.....。
整个青年点的空气凝固啦!
乳臭未干的青年儿,哪里经过这阵势,所有涉案人员被一个个地调查,大都是抬着头进去,耷拉着脑袋出来。总之,这场人命案,调查取证非常顺利,口供基本一致。
最后查明涉案人员达几十人,其中三十人被处罚,五人被判刑,按照死者二十一岁的年龄,总刑期为二十一年。(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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