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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第七十二期
作者:姚福生    文章来源:知青文学网    点击数:2510    更新时间:2017/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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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文学(72)

   2017.5.20星期六(72)

      柴春泽日记

     作者:柴春泽

1974年9月2日
    近日,新华社摄影记者肖野同志来玉田皋采访。8月31日,同肖野到三队开座谈会。同日,欢迎盟委派来的知识青年带队干部。9月1日,肖野继续采访、拍片。参加人:玉田皋公社党委书记黄珍,大队党支部赵清志、刘海林、刘慧贤,三队刘希瑞、殷桂英,五队王钟。今天上午,肖野与《昭乌达报》记者孙发等人去玉田皋大队扬水站。
    今天接到通知:明日去赤峰欢迎辽宁省鞍山市应届中学毕业生来我盟上山下乡插队,旗里连续来3次电话说明务必去赤峰。
                         
1974年9月4日
今天上午同王钟、高峰一起到北山察看打草情况:大队已安排本月2日至6日统一打草。
大黑山在玉田皋大队东北角,因石头呈黑色,故得名。登上大黑山顶可俯瞰玉田皋全貌。“坎上是银行、坎下是粮仓”,这是今春赵斌同志来玉田皋时说的一句话,要真正实现,还真得下番苦功夫。
我们登山顶主要是看“风道”。大北面“鸽子山”一带是一个接一个的沙丘,每到春季,西北风卷着黄沙铺天盖地而来,漫吞着玉田皋的草地乃至房屋。要制服风沙必须引水上山,造林种草。
下午,在公社召开座谈会。参加人:公社党委书记黄珍、盟里新派来的带队干部、盟林业局局长张树林,还有刘慧贤、王钟。
这次盟里派到玉田皋公社的带队干部共有4位同志,他们与抚顺来的带队干部共同负责知识青年工作。
                         
1974年9月6日
上午,辽宁省批林批孔办公室的3名同志和旗批林批孔办公室两名同志来玉田皋大队检查指导批林批孔工作。青年队李鸿江、李艳梅、韩慧英、姜志军等参加汇报。
下午,登顶与玉田皋隔河相望的敖汉旗境内的一座高山。一起上山的有盟知识青年带队干部张树林、党支部副书记李鸿江、在一队任副队长的知青贾英华。登山目的主要是从南面察看玉田皋地形地貌。我已是第二次上这座高山了。攀上这座山费了不少劲。攀农业学大寨的革命高峰,更是不容易的,需要我们付出一定代价。
玉田皋大队土地需重新规划,防护林带明显不合格,渠、林、路还很不完整,主干渠两边的树木还少得可怜。这些都不利于实现农业机械化,完全是农业经济的产物。要大干社会主义,就必须大胆革新,破掉旧东西,迈大步创新业,向前看,更要向前看!改造一个大队、一个公社的后进面貌,联系着世界革命风云,关系到我们最崇高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实现。(待续)
 
   
 
     下乡知青在昭盟
 
    燃烧着的坎坷岁月
 
      作者:康尔平
  
      二、 集体创业
 
  在新安屯,我们得到了大队力所能及的关照。怕这些知青吃不了苦,大队成立了创业队,以这十几名知青为主体,吸收了部分农村青年,也算是让我们这些五谷不分的学生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了。大队还专门为创业队派了一位50多岁的老贫农,大家亲切地称他“季大爷”。这些年来,只要我一想起季大爷,就会联想起了作家梁斌的小说《红旗谱》中那愤然砸钟的朱老巩:圆脸络腮,浓眉大眼,虎背熊腰,紫铜般的脸上透着朴实与刚毅。干活时,季大爷对知青们像师父般耐心尽责,每每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且不厌其烦,恨不得把一身的本事一股脑都传给这些青年;在生活上也是粗中有细,像一位慈爱的老父亲。在小青年的心目中,无论是言行举止还是形象气质,季大爷都堪称“贫下中农”的典型代表,无愧于这一光荣称谓,自是从心里往外多了几分敬畏。“没有大粪臭,哪有五谷香”,这句当年几乎成为知青口头禅的至理名言,我最早就是听季大爷说出来的。
在创业队的那段日子,真的可以算是我们知青的《青春之歌》、《火红的年代》,如歌如烟。我们秋天割地,冬天修梯田、送粪,春天浇地、种地,很多农活都干过;有时各生产队活忙,还会去生产队帮工。知识青年与农村青年和睦相处,男女青年之间互相体谅关照。印象最深的是修梯田时抬筐,男生在后女生在前,男生总是要把筐绳往自己这边码,以减轻女生那端的重量。而女生也会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关照着男生。记得有次晚间收工回来,当班做饭的一位女生不仅做好了饭,还把几个男生换下的衣裳都洗了;我那双脏兮兮满是泥土的蓝胶鞋洗刷得干干净净不说,鞋前面让大拇趾顶出的黑洞也用同样颜色的线、匀称细密的针脚密密钩织在一起,心里觉得热乎乎的。尽管当时自己没好意思去说上一句感谢的话,但却一直把它作为人生经历中的一个美好记忆。
农村缺少文化生活,到了晚间,劳动之余,很多知青则不甘暴弃,自觉地利用那点宝贵的休息时间,或是通读马列原著及毛泽东四卷,或是写日记,一时蔚成风气。当然,那个时期,那样的形势,本身就是一种学习的动力,经常会催生出学习马列的典型。那一年多的时间,我将毛泽东四卷竟通读了两遍,很多地方还划上了红杠杠,以至于现在写东西也还会引用老人家的经典之句。当然,所记的日记除学习心得外,多是记录劳动中的体会或是思想上的波动;受当时大环境的影响,有些完全是自己小题大做,是在“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或是狠斗了头脑中的“私”字一闪念而为之。很典型的一件事:点里一位念书时就很讲究的男同学,有时会穿着一双皮鞋和料子裤,引起了部分青年的议论。现在看起来那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都是过去爸爸穿剩下的旧东西。听到大家议论,自己头脑一热就写了一篇日记,不指名的评论了知青中出现的类似现象,倡导知青艰苦朴素,刻苦改造世界观,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感觉到写得很好,就稍加修改投到了公社广播站,很快也就播出了。这件事情在青年点中引起了小小波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尽管支持我的人占多数,但因此我却与那位同学之间出现了隔阂,这种状态甚至一直延续到招工后的一段时间。这些年来,每当我想起这件事情时,总会隐隐有一种愧疚感;是我的举动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挫伤,也影响了互相之间原本平和的感情。多年来,私心作怪,我一直没有想到向他道歉;尽管我知道那件小事他早已扔到了脑后或许忘掉了,但我仍要在这里发自内心地向他说一声对不起。回城后全副精力投入学习工作,那三年多一篇篇写下的、现在看来弥足珍贵的十几本日记搁置几年后,一念之下让我付诸一炬;待几年后稍有醒悟时,已是灰也见不得半点踪影,悔之晚矣。(待续)
 
 
         榜样的力量
   
          作者:臧世英(辽宁)
 
 
  其实,我在下乡之前就与昭乌达盟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缘分就来源于我最要好的好学长、好朋友、好哥哥姜志斌。
   姜志斌和我都是抚顺市第五中学的学生。他是1974年的毕业生,我是1975年毕业生。
  姜志斌1955年4月生人,1.70米的个头,身材瘦弱, 嗓门响亮,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头脑聪明,处事得体。目光中总是透露出令人信服的真诚与善良。他父亲是老共产党员,曾任沂蒙山区一支抗日武装的游击队长。母亲虽然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小脚妇女,但在战争年代多次被评为模范抗属,被誉为胶东半岛的“红嫂”。在家庭的影响下,姜志斌聪明好学、为人宽厚、正直善良、亦师亦友,工作和学习的能力很强,是全校学生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担任了学校红卫兵团主任、团委委员,在毕业前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市仅有的三名学生党员之一。他是我最景仰的同龄人。
   在姜志斌的影响带动下,我们俩人除了听课以外,平时就黏在一起,形影不离。一起写黑板报,画宣传板,刷美术字标语,护校巡逻,开会学习,甚至吃饭睡觉也在一起。我在家里排行老大,姜志斌在家里是老小儿,不知不觉间,也许是情感依赖作祟,我把姜志斌当哥哥,他把我当弟弟,我们二人建立起纯真而又深厚的兄弟情谊。
   姜志斌毕业后,于1974年的?8月17日?和全市首批的201名毕业生一起赴昭乌达盟上山下乡。当大家敲锣打鼓地把他送到北上的列车后,我的失落感油然而生,好长时间就像丢了魂一样,不思茶饭,坐卧不安,于是我就经常给他写信聊以心宽。
    姜志斌离开母校10个月后,突然听说他在翁牛特旗花都什农场干农活的时候,不慎划破了手指患病住院。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十分着急,当即就决定派工宣队的李师傅带我一起赴昭乌达盟看望姜志斌。
   花都什农场位于翁牛特旗东部,坐落于西拉沐沦河南岸,北面与阿旗隔河相望。农场总面积耕地面积一万多亩,林地几千亩,辖四个分场,分布于五个自然村,农工中有汉、蒙、满、藏等四个民族。
   一路上,我和李师傅乘坐颠簸的绿皮火车到达赤峰, 然后换乘长途汽车一路向东。那天的阳光照射很强烈,空气中夹杂着浓烈的牛羊的膻味,空气中仿佛没有一丝的水分,嘴里和嗓子眼儿都是火辣辣的。长途汽车喘着粗气在土路和砂石路上像牛车一样艰难行进,半路上因为抛锚,我们还下车出过力气。从车窗望去,带有护林网的农田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大片的微微泛着绿色的草场和黄白色的荒漠。沿途村镇建筑及其简易,几乎看不到砖瓦房,房屋都是干打垒的墙和抹泥的屋脊。牧场上,成群的牛羊在默默低头啃食着隐隐约约看得见的青草和草根儿,远处是白色的沙漠,当角度合适的时候还有些耀眼。时不时地还会看到泛着白光的成片的盐碱地,偶尔会有骑马、骑骆驼、赶着牛车、驴车和当时还不知名的勒勒车的人在路旁慢慢悠悠地行走。水面不多,树木极少,几乎没有植被。整个路程所见的风光都是以泛着白光的土黄色沙土为主。东北茂密的深林植被和黑色的土地与这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那种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景象成了虚幻。如此干旱、贫瘠、荒凉、落后的景象, 使我这个尚缺乏思想准备的应届毕业生的心情逐渐有些沉重。
   我们风尘仆仆地赶到花都什一队的青年点,发现姜志斌已经痊愈出院,他年届60 的母亲姜大娘先于我们俩也来到了花都什农场一队看望老儿子。见到了此情此景,悬着的一颗心算是放下了, 我与姜志斌紧紧拥抱。端详眼前的哥哥,除了脸色有些苍白以外,明显胖了许多。
青年点后面没有住户,往后走不远就是西拉木伦河,晚上站在青年点的院子里就能听到西拉木伦河流水的声音。青年点是两排土黄色泥墙瓦房,虽然简陋,但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物件都整齐地码放着。进了姜志斌的寝室里,也是物放有序,木见本色,就像是军营一般。
   暮色苍茫时分,知青们扛着农具下工回来,男知青大都穿着印有“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字样的背心,虽然个个都是汗流浃背,面露疲态,但都露出黑黢黢、棱角分明的肌肉。女知青们都扎着水辫儿,戴着草帽,穿着长袖衣裤,脸颊上沾有滴滴的汗珠,个个脸庞红润,英姿飒爽。
   晚间,带队干部冯大成老师安排伙房给我们特殊炒了几个菜,又烫了一壶老酒,一队的党支部书记孙成也来到青年点陪同我们喝酒。
   说实在的,长这么大小,第一次享受如此高规格的接待。
   席间,冯大成老师一双睿智的眼睛透过近视镜片盯着我,半晌,问:“小伙子,你到底叫什么名字?”
   李师傅替我回答:“他叫臧世英。”
   冯老师顿时哈哈大笑起来:“你呀,臧世英,你差一点儿误了姜志斌的终身大事呀!”
   冯老师的一席话,弄得我像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冯老师说:“你给姜志斌写的信,被同学们偷看了。署名臧世英,大家一致认为一定是个女生!于是就传开来,说姜志斌有对象了,是抚顺一个叫臧世英的校友!”
   “真有这事?”我半信半疑。
   冯老师用眼神指点一下窗户,好几个女知青正扒着窗户向屋里张望,大方一点的女知青干脆借故进到屋里,瞄上我两眼,仍不肯定地问:“听说臧世英来看姜志斌了,这人在哪呢?”
   我说:“我就是!”
   “你是谁?”
   “我是臧世英。”
   顿时,大家面面相觑,愣了一下,不约而同地笑成一团。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支部书记孙成面露红润,兴致勃勃地如数家珍般,给我们介绍起知青成长的情况。孙成书记个头不高,约有50岁的年纪,脸庞瘦削,但身体硬朗,浓眉大眼,慈眉善目,憨厚执着。介绍到姜志斌时候,他老人家满口的辽西方言,高兴劲儿和着酒劲儿溢于言表,提高嗓门说:“志斌是个好后生,你们学府能培养出这样的好学(xiao)生,赶是好了呢?”他还说“志斌已经是一队的党支部副书记、农场党委常委了!”
席间,孙成书记还深情地对我说“小伙子呀,毕业了也到这嘎达来吧。志斌夜拉格(昨天)还提起你,诚挚(很是)想你了呢!”
   孙成书记一席话,让我很是在意。加上花都什农场一队知青们的良好风貌和姜志斌、田云峰等抚顺知青的成长进步,都对我产生了神奇般的激励作用。是啊,艰苦的自然环境是让人难以忍受,但这些抚顺知青们能做到的我为啥就胆怯呢?
   圆圆的月亮悬在遥远的天边。她是清澈的,透明的,静静地、远远地看着走在原野里的我和姜志斌。我们二人在夜深人静之时,漫步于没有路灯,没有行人,没有喧嚣的原野上,呼吸着微凉、略带有膻味的空气,轻缓闲散地踱着步。
   我唠着学校和老师们的近况,志斌说着来到昭乌达盟10个月来历练的感受,又谈到未来的理想和打算。言谈话语之间,我听得出来,他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理想和信念依然坚定,“要做雄鹰战天涯,不做燕雀居檐下”的豪气依然在胸,只是更多了一些成熟与沉稳。我还听得出来,他对我充满了信任与期望。
   他鼓励我说:“如果你的身体条件允许青年点,最好也到昭盟来。昭盟这个地方自然条件艰苦,劳动强度比较大,但民族团结,民风淳朴,当地百姓对抚顺知青的感情很深,我们相处的很好。另外,这里地广人稀,发展潜力很大,这才是真正的广阔天地。”
   那个年月里,对一个在校生来说,对前途的展望还看得不远,也不可能看得太远。我对前途的打算特别简单,没有高谈阔论和豪言壮语,那就是跟着我的榜样姜志斌走,他咋干,我就咋干, 他去哪, 我就去哪。
   我当即拍着胸脯说:“咱们都是在苦日子里长大的,吃苦挨累我不怕。你能干我也能干。因为你在这片土地上,我一定要来!”
   月光下,一丝丝的春风掠过,让人感觉十分的惬意。说完这番话,对自己的前途终于做出决择,我似乎觉得轻松了许多,“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情却也油然而生。
   毕业后,我义无反顾地奔赴昭乌达盟插队,而后抚顺赴昭知青达四千多人。
 
 
    我 曾 给 驴 打 过 工
 
    作者:王维俊(辽宁)
                                                                 
看这个题目可笑吗?这是真事儿。从头说吧,
1970年1月的一天,雪后的山村满山皆白,低洼处的积雪足有一尺多深。按农历已近腊月,西北风卷起雪粒打在脸上又疼又凉,真是个冷天。
青年点的苞米面快断顿了,十一口人吃饭,哪天都要消耗十多斤面,大雪封山,再不去磨面,恐怕支撑不了几天。做为伙食长的我比任何人都着急。我灌上了四口袋苞米,约有三百多斤,又去生产队的驴圈里牵出四条驴。
说起驴来,在我下乡的地方男女老少都会使,加上老实听话,是人们赶集上店儿最好的交通工具。自从下乡后,我和毛驴子没少打交道。刚下乡的第二年春天,我们去种土豆,队里分配我一条驴,让我赶它来回运土豆种。往地里走的时候,我不敢骑,拉着它走,它跟我甩头瞪眼,直拨愣,犯起了驴脾气。有社员跟我说:“小毛驴生的怪,牵着没有骑着快,你骑上它!”说着帮我牵着驴,把我扶上了驴背。我挺害怕地夹紧了驴肚子,没等坐稳,这毛驴子箭一样地窜了出去。我把疆绳挽在手上,腿越夹越紧,驴越跑越快,跑出不到五十米,我就被摔了下来,可驴疆绳还在手上挽着,这驴把我拖出去二十多米,要不是有人拦住,那天就有好看的了。我浑身是土,手上流着血,无可奈何地坐在地上,任凭社员们哄笑声在周围响起,我心中发誓,我终有一天要征服这些大耗子般的大耳驴!
从此以后,学会骑驴、驾驴成了我的必修课,终于有一天,我可以牵出任何一条驴翻身骑上,可以轻松地赶上几条驴往山上驮粪,可以悠闲地骑在驴背上,去几十里以外的地方去赶集,买来生活必需品。现在可以说,我对这驴子基本上是用得顺手,用得安心。当初能把我从其背上摔下来的驴子,终于成了我的手下败将,听命了我的任何指令,青年点里我成了唯一敢独自驾驴出村去完成任务的人。没想到的是,这次驾驴出村,却折了我的一世英名。
 
要将苞米磨成面,那就要到15里地以外的公社去。我把四条口袋搭在四条驴的背上,我骑着一条较为壮实的驴,走在后面,一声吆喝上路了。一路上我不疾不徐地赶着驴,时不时地还要下来把颠歪的口袋扶正,磨磨蹭蹭到了公社已是晌午了。我趁磨面的工夫赶快去饭馆吃了点饭,又简单的喂了喂驴(弄点苞米秸子就行)。心急火燎地等着加工面,下午两点多钟总算是磨完了,200左右斤的面分装三条口袋,剩下还有70多斤糠,搭在我骑的驴身上,开始沿小路往回走。
小路比大路近三里多地,但尽是羊肠小路,且被雪掩埋,放眼望去,白雪皑皑。“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腊象,……”。我赶着驴,一路吟哦着与雪有关的诗词。“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唯有赶驴人,不惧冰与雪”。我生出一种豪迈,又油然生出一股自怜之情,这寒冬腊月,凭什么就得我顶风冒雪,翻山越岭去磨面?
山路极其难走,大山沟里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日头爷渐渐西落,山沟里黑天较早,我吆喝驴加快脚步,到了宋家沟村时,已是四点多钟了,幕色已降临,已有人家点灯吃饭了。
宋家沟与羊草沟一山之隔,有三里多地,出村就上山,山很陡,我赶着四头驴开始上山。
刚开始还挺好,再有半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山顶了,到了山顶就可以看见羊草沟的灯光了。必须在天大黑之前到家,否则可能会有麻烦(山里有狼,经常会到村里袭击羊群)。我加快了脚步,头上的热气升腾起来,狗皮帽子上挂满了白霜。到了山腰,路越发难走,雪也越来越深,有的地方没到了膝盖。忽然,一条驴伸着脖子叫了起来,很快得到其它三条的响应,四条驴像他妈商量好了一样,一齐尥起蹶子,把身上的口袋全抛在山坡上,飞也似的拼命往山上跑去。
我脑袋一片空白,就像眼前这白雪一样,登时傻了眼。怎么办?驴是生产队的,这要是丢了,或者在山里让狼给掏了(据说驴看见狼就只有挨掏的份儿),那我的罪可大了。对,先去追驴,何况还有200多斤面呢?我起身拼命向驴跑的方向追去。当我气喘吁吁到达山顶时,四条驴早已不见踪影。
我一屁股坐在雪地里,心狂跳不止,完了,这四条驴要是丢了,甭想回城了!真他妈倒霉,我恨恨地骂着。忽然,我想起了半山腰的四口袋粮食,怎么办?粮食是青年点的,那丢了也不是小事情,丢人不说,挨批是绝对少不了的。可这么重的粮食怎么办呢?下山到村里喊人?来回要一个钟头,要是丢了怎么办?不去喊人?(诸位该想到怎么办了吧!)只有当一回驴了。自己干吧!没有别的招了,且天色已晚,再犹豫下去,到家就半夜了。
我先把一袋面扛起来,走上五十米,再回来扛上第二袋,如此往返折腾,大约一个小时,四袋粮食终于在山顶聚齐了。我坐在山顶上喘着粗气,敞开了棉袄,任寒风吹进胸怀,一点儿也不感觉冷。肚子开始抗议了,咕咕的在寒风中做响,伸手抓起身边的雪,放在嘴里咯吱、咯吱的嚼。此时绝无赏雪的兴致与豪情,沮丧之情占了上风,泪水混着汗水流了下来。
谁也帮不了我,唯有我自己,我不能让别人说我是无能之辈,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的委屈的、无助的泪水。不就是一里多地吗?不就是200多斤粮食吗?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一定自己弄回去!想到这,我陡增了不少力气,又和先前一样,一段一段,一袋一袋,又历时一个小时,终于把四口袋粮食运抵青年点。
同学们都吃完饭了。今晚伙食不错,蒸的酸菜馅包子。“怎么才回来,出什么事儿吗?快吃饭吧”,同学们问着,边揭开锅把冒着热气的包子端到桌上。我没回答他们,我此时的脸色一定非常难看。我一声没吭,我心有怨气,“都怨这几条王八蛋驴”,从门后抽出一根烧火棍,推开门,风也似地朝生产队的驴圈跑去,我要狠揍那几条让我给它们打工的驴。
一到驴圈我又傻眼了,昏暗的油灯光下,几十条驴全一个模样,究竟是哪一条?我气恼地抡起棍子,胡乱抽了起来,驴圈里一阵骚动,几十条驴没命地躲避,蹄声在雪夜震天动地,几十双大眼睛惊恐地看着浑身是面,满脸是汗的我。
饲养员闻声赶到,厉声斥责:“怎么这么打牲口,它们不懂事,你个青年也不懂事呀!”看着没?把我和它们整到一个级别上去了!我委屈地细说分明,把个饲养员乐得差点儿没坐在地上:“你呀!那驴丢不了,别说三里多地,三十里地它也能自己找回家来。也难为你,好几百斤粮食你自己给驮回来了,楞是没喊别人,黑灯瞎火的,你还真尿性(有脾气、有能耐的意思)!小子,行!”他向我伸出了大拇哥。
妈的,这件事真让我难忘,给驴打了一把工!哈哈!
 
    离群的孤雁
    作者:幸运(河北)
  车到沈阳,我们下了车,婆婆问:“出站吗?”
“不出,咱是通票。找去沟帮子的车。”
我们下了地下通道,感觉很暖和,当时已是深秋,东北深秋的夜间是很凉的,我们从家出来时没穿太多的衣服。我把兜子放下,让婆婆坐在兜子上,抱着她那个小包:“妈,您在这坐着歇会,我去找车,找到车再回来接您,千万别动地方,看我回来找不着您,谁让您走,您也别走。”
我背着儿子,上了站台,问列车员,得知,有趟由沈阳发车去山海关的慢车,在三站台二十二点发车。我谢过列车员,又到车站小卖部买了四包蛋糕,买瓶苹果罐头,找到婆婆,说:“妈,咱走,找到车了,不着急,还有四个多小时开车呢!咱们慢慢走,赶趟。”
婆婆站起来,拎着她那个包,我又抱着旅行兜,慢慢地走到三站台,远远地就看见列车停在那里,牌子上写着“沈阳——山海关”。我们走到一节亮灯的车箱,上了车,找个挨窗户的位置坐下,赶紧把儿子撒尿,推了一下厕所门没推开,无奈我就在车门口把他,这一大泡尿全浇到站台上。我亲亲儿子:“憋老半天了是不?你要尿在妈的背上怎办?”儿子笑了。“湿啊!你要尿在妈身上,妈湿是不?”还不太懂事的儿子点点头。“儿子,妈告诉你,你记着,妈再背你的时候,你要有尿告诉妈,妈解下来,让你尿你再尿。记住没?”儿子好像听懂了似的又点点头。
我去擦把脸,涮了手巾,回来给儿子擦脸和手,然后把毛巾递给婆婆。婆婆说:“我手不脏,不用擦。”
我掏出吃的,给婆婆一袋蛋糕:“妈,这一袋才六小块,要能吃了就都吃了吧,别剩,省得拿着怪沉的,不够这还有。”
我给婆婆和自己打来两缸子热水,边吃边喝,边说着话。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走过来,问:“你们去哪呀?”
“去沟帮子。”我答道。
“咋没人送你们呀?你们自已上来的?”
“啊,没人送,我们自已上来的。”
“你咋知道上这节车呢?”
“这节车怎么了?”
“这节车全是铁路上的亲属走后门的,不用买票。”
我一听乐了:“那不正好!咱买的是通票转车了就没有座号,人家买票都对号入座,咱坐哪块都得给人腾地方。这下好了,咱老实在这坐着吧,没人找咱要地方,都是没票的,咱还有票呢!”
“你买票了呀?”
“是呀!”
“我挨你们坐着吧,我也没有伴,我说你坐对面窗户那,咱们说话也能听到。”
“行!”
这回不用担心有人来找座位了,又有人和我唠磕,时间过的也快,婆婆吃完了蛋糕,我又用她的茶缸子给她倒了一半罐头,连吃带喝的,吃了一道,顶到沟帮子全都吃光了。
到沟帮子下车时还不到凌晨三点,候车室里有很多空闲的凳子,我把婆婆安顿好,我坐在兜子上,挡着儿子,别让他翻身掉在地上。我一宿也没睡,有老人有小孩,我不能马虎大意,等到家一块再睡吧!
沟帮子车站里什么样的人都有,疯子、傻子、要饭的、小偷可全和了。可算熬到天亮了,婆婆醒了,又等了半个多点,儿子也睡醒了,睁开眼睛,愣愣地望着,一看见我坐在他旁边就笑了:“妈妈,尿尿!”
我带儿子出去撒完尿回来,又背上儿子,抱着旅行兜,在车站路边小吃部吃点东西,就到路边汽车站,那时没有直达车,先奔盘锦,下了汽车再找去大洼的车,到大洼,又找去清水农场的车,折腾了好几个个,总算到了清水农场,下车走出二、三百米远就上清水大桥,过了大桥就是我们住的立新屯了,屯子的人都认识我,见到我就笑呵呵地奔过来,连招呼也不打,就帮我拿东西,抱孩子,我给她们介绍:“这是效富妈妈!”
人家也都和婆婆打招呼,把她手里的包接过来,一直把我们送回家。陈效富也刚进家门,挺巧的,大伙都进屋了,可热闹了,青年们见我回来了也都过来,要不怎么说热闹呢?
吃了饭,陈效富对我说:“秀舫,咱出去走走?”
“好哇!”
刚一出院子,陈效富就说:“你把他奶奶带来了,你还得去接他爷爷?”
“啊!不接咋的呢,能让他自已在那吗?”
“这回行了,这回咱家可热闹了,三天两头打一仗,好战分子都来了……”
“打,也是你好和他们打,反正俺不和他们打。”
“你不打?你也躲不了,硬赖你!你有急眼的时候吧,好戏在后头呢!”
“咋地?我接你父母来你不乐意?”
“秀舫,我不是不乐意,我是怵头这俩老的。”
“我都不怵头?你怵啥头?那是你爸妈?行呢,就在一起过,不行,让他们自已过,咱俩看着他们过,别人看咱俩的面子,也不能欺负他们,有个病灾啥的,咱弄他们上医院也近,都那么大岁数了,难免有个头疼脑热的,要在那边有大毛病了,咱俩不得扔下家去呀?那边缺吃少烧的,在那边多难哪,你等他俩告了你,不养他们老,你再接他们还来得及吗?”
“行吧,你接就接吧。我明天去砖厂拉车砖来,把外屋地间并上,再盘个炕,白天都在大屋,晚上让他俩上小屋睡觉。”
“那你就抓紧干,盘好炕了,就让她奶奶烧炕,黑白烧,有两三天就能烧干,这几天我抓紧去办准迁,办完我就去接他爷爷去,看老头着急。”(待续)
 
    我的父亲
 
    作者:王振国
 
说到这,可能有人要问,东家给扛活的服软儿,谁信啊?这不是扯淡吗?
对此,我曾听父亲提及过,也不止一次地听到陈士清,张信85岁,2014年两位健还在的老人说,解放以后,很多年轻人一听说地主、富农、财主、东家就恨得咬牙切齿,认为地主、富农个个都像南霸天、黄世仁、刘文彩、周扒皮一样。其实,不完全一样。非打即骂,那是大地主,大财东,他们霸占一方,有钱有势,欺压百姓。而一般中小地主、富农,他们并不是天天打人、骂人,把人往死里整。地主、富农剥削穷人不假,但是你想想,农民是穷,也有血有肉,不那么好欺负的。不过,东家是玩脑子的,长工是出苦力的,一无所有,咱们能玩得过人家吗?为了利益,为了财富,财主、东家会想尽各种法子对付耪青的,软的、硬的,损招、阴招都有,而多数时候都是哄着你,拢住你,骗着你,只为让你多出力多干活,把长工们都打跑了,骂跑了,对东家有什么好,他还剥削谁去?还有谁会给他创造财富?而耪青扛活的,则觉得不挨打不受骂,别明目张胆的欺负我,干完一年活,能痛快的拿到那份工钱或粮租就心满意足了。在他们看来,不给张家耪青,就是到李家扛活,总之,都一样受苦受累。好像这世道就这样。当然,有时候东家也会捡那软柿子捏,杀一儆百,但凡有点能耐的,他都哄着你,哨着你,让你心甘情愿为他卖力。所以,遇上好一点的财主、东家,长工们一般不会选择第二家。
我把几位老人的心里话记述下来,只是实事求是,无意为地主、富农脸上贴金,评功摆好或是翻案,我不是专门搞历史的,也不会妄自下一个什么定论,但可以归结到一点。无论财主、东家采取什么办法,何种手段,变换哪种方式,都是为了获取最大的财富,最终受剥削,受压迫,受苦受穷的仍然是农民,这是不争的事实。
有一年秋天,三祖父赶着马车,从地里往东家的场院里盘高粱。马车来到一个下坡处,本应该缓慢下行,偏偏下了点秋雨,坡坎处有积水,前稍子的两匹马看见水,就想窜过去,猛力的往前拉,想尽快通过坡道。三祖父紧忙拢住银鬃子,叫它后坐,迫住“后蹲銶”,稳住车速,又迅速打上滑杠。但由于是下坡,再加上前面的稍子马拼力往前窜,车速还是很快。三祖父一不留神,脚底一滑摔倒在车下。正常情况满载高粱的大车从三祖父身上碾过去,人必死无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银鬃子四蹄蹬地,后屁股死死迫住后蹲銶,起到刹车作用,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银鬃子迅速扎下头,一口将三祖父叼了起来,一直叼到坡底下,马车停住了才把三祖父放在了地上,同时发出“咴咴”的嘶鸣。三祖父一个鲤鱼打挺站了起来,上去抱住银鬃子的脖子,放声大哭。一边哭一边叨念着:“我的好银鬃子,你救了俺老王三的一条命啊,俺可咋报答你啊……”
马车进了场院,卸完高粱,三祖父赶忙跑回“马架子”,把家里不多的一点高粱装上,然后抓在手里,一把一把地喂给银鬃子。喂完了,让他在地上打滚。随后,三祖父又打来了一桶水,给银鬃子浑身上下擦洗了一遍。银鬃子不住地用头蹭着三祖父的胳膊,像小孩子似的亲昵着,而后又围着三祖父撒起欢儿来。从此,三祖父对银鬃子更是偏爱有加。
马通人性。可是,在那个黑暗的世道,财主、东家的心肠,远不如一匹好马。一年以后,三祖父得了痨疾,整天咳嗽气喘不止,最后咳血,没过去冬天就去世了。临死时还嘱咐家人:“去求求东家,等银鬃子老了,干不动活儿了,可千万别杀了吃肉,把它葬了吧!”善良的三祖父临终还惦记着银鬃子的后事。可谓“人马相和,世人传奇”。(待续)
 
   兵团缘
  
   作者:池清(山东)
 
我一步迈进办公室,马干事斜睨了我一眼:“智建国,你去哪儿了,主任找你!”
这个马干事,他们说他是上海人,人长得模样还行,文章也写得挺好,就是脸上有麻子,人背后都叫他马麻子,后来干脆省略了他的姓,就叫他麻子,一说麻子怎么怎么地就知道是说他。他来机关比柳干事早,大约年龄也比柳干事大点,军龄肯定比柳干事长,就让他干代理股长。比较他和柳干事,我觉得政治处的王主任好像更赏识马干事,倒不是他的文字水平比柳干事高,叫我看都差不多,他写东西出手比较快,而柳干事写东西有深度。只是柳干事这个人在主任面前没有什么话,马干事见了主任就比较活跃,可他的这种活跃我就觉得有点买弄。不过我从连队到机关来的时候,我们连的张指导员对我说了,到机关工作,特别是像我这样年轻的,正是组织上培养的时候,不能多说话,要多看多干,话多有闪失。指导员的这些话我永远记住,这不,来机关后就是有看不惯的事,也最多在日记里对自己说说,自己的日记别人是看不到的。
一说到主任找我,我心里就犯嘀咕。我们这个主任,叫王宇川,一听这名字就知道这人的心有多大,可人长得不算大,瘦瘦的,东北人,烟吸得厉害,每次见到他,总见他手里夹着烟,满嘴的牙都叫烟给薰黄了。他平时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笔杆子挺硬,在团里属第一了,大概就是因为这个他才拿架。今年春节主任叫柳干事写一封致全团干部战士家属的慰问信,柳干事写完后,主任为此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这封慰问信,一开始我还以为是搞民主多提意见呢。在我们团,柳干事这支笔也算是可以的了,大家都没有发言,只是马干事说了几点修改意见。主任看大家不发言,就拿出一份稿子说,我这里也有一封慰问信,我读给大家听听,比较一下,看看用哪篇比较好。读完以后,就我的水平我也没觉得这封慰问信比柳干事写的那封好在哪里,马干事发言说主任刚才念的这封慰问信写得好,一比就显得老柳写得那封平了一点。曲干事和吴干事也都发了言,肯定了主任刚才念的这封信的内容好,于是就定下了用主任念的这封。我看看柳干事,他好像一点也没觉得怎么样。那时我刚来政治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散会后,我悄悄问姜干事,他瞪了我一眼说,小年轻的,少说话。他看看周围没有人,就小声告诉我说那封慰问信是主任自己写的,还嘱咐我可别胡说!我也似乎明白了什么似地点点头。可我还是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主任写了怎么还叫柳干事写,浪费些时间。再说,你看柳干事写得不好,把你写的那份拿出来用不就完了,这不是寒碜人吗!我脑子真转不过弯来,可这些话还是不能跟任何人说,人家姜干事能跟我说这些,就说明是相信我。
我想起这些事就觉得挺怵主任的,一般地我是躲着他。说来我们家住的是省外贸局干部家属院,局长、处长叔叔们是看着我长大的,政治处主任能比局长大?按说我不应该怕当官的,可不知怎么的,我见了主任还是拘谨。这一点我就不如人家方春红,她见了主任是有说有笑的,还敢和主任开个玩笑讨论个问题什么的,有时还能争得不分高低,她一点害怕的样子也没有。有时,我就试探着问她,你就一点也不怕主任?方春红看着我,有点不解:智建国,有什么好怕的,亏你还是个干部子弟,白瞎。方春红的这种直率劲我是挺佩服的,对此,魏来福还就方春红的性格跟我大发过一通议论,当然,我是不能苟同的。
主任找我有事,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以为是听错了,又问了一句:“马干事,你说什么?”
“主任让我告诉你,他找你有事!”马道明头也没抬地又道了一句,但特别加重了“他”字。
主任找我能有什么事?我一边往主任办公室走一边想:论写文章找不着我,论搞报道有马干事,我只是他手下的一名报道员。我使劲想也想不出会是什么事。不管,先看看再说。
到了主任室,我敲敲门听到里面一声“进来”后,进门站在门口怯怯地解释说:“主任,您找我?我起床后到前院去转了转,吹起床号的时候就回来了。”主任好象没听见我说什么,指指了他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椅子说:“坐下吧。”
我到政治处三个多月来这是第一次进主任办公室。主任的这间办公室不大,与我们宿舍的那间屋差不多,嗯,一样大,南北面也是各有一扇窗户。农村的房子是按窗户来分间的,一扇窗户就算一间屋。他背对着南窗坐着,一张与那些干事们一样掉了漆的枣红色写字台顶着东面的墙放着,写字台对面有一把与写字台一样成色的椅子,倒是挺配套。在北窗的西墙边,立了一个土黄色的文件柜。我站着的房门旁立着一个洗脸架,上面架着一个搪瓷脸盆,横梁上搭着一根白色军用毛巾。脸盆架旁有一只铁水桶,上面有一个圆木盖,里面大约有水,地面也是用那烧坏的“面包砖”铺的。这不是和我们的办公室都一样吗?
“我没罚你站啊。”主任这么一说,我才回过神来,按主任手指的方向坐在那把椅子上,眼睛直直地望着主任。平时还真没好好看过主任的样子,这回可看了个仔细。主任的脸真的很瘦,尖下巴厚嘴唇,牙不但又黄又黑,还不整齐。他这个形象要演个栾平还真像。想到这里心里突然感到一阵害怕,别叫主任看出我在琢磨他。
“这么着,小智”,主任一边说着一边从烟盒里拿出一支“大前门”,安在他那白色的烟嘴上,点上吸了一口,“最近师里下文件要加强各团的新闻摄影报道。这不,师里派政治部宣传科的刘干事来团里检查这项工作的落实情况,——就是那个高个挺胖的,你见过没有?”主任看了我一眼,又吸了一口烟。
“那天在我们屋马干事介绍过了。”我赶忙回了主任一句。
“马干事没说他来干什么?”主任盯着我追问了一句。
“没有,光说刘干事是咱师部搞摄影的专家。”其实刘干事人家是师里的领导,可非常和蔼,一点架子也没有,这后面的话我是不能说出来的。
主任仍然没有表情地对我说:“师里对这件事要求挺急,要赶快上。团党委研究了,我也听了听咱处里部分同志的意见,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你跟刘干事到湾岛先去把照相机买回来,等师里办学习班时再去学一下,怎么样?有什么困难?”说到这里又紧盯着我。
我听了这话心中大喜。既有机会学照相,又能回湾岛探家,可谓双喜临门。但在主任面前还要表现得成熟一些,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机会,可别因小失大,我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感情,装作很平静的样子,向主任表态:“领导这么相信我,我一定保证完成任务,不辜负领导的期望和培养。”
“还挺会说的。”主任的脸上开始出现了一点笑模样,我那紧张的心也稍为地松驰了一下。“我跟你说,这次可不是回去探家哟,”主任又严肃了起来,“这次是买相机,顺便回去看看。来多长时间了?”
“两年了。”我知道主任是问我到兵团多长时间了。其实我们是70年6月17日到兵团来的,虽然这才6月初,但主任一问我不愿多说些话,就信口说了个整数,不差这几天了。
“就是嘛,当兵才两年,就有机会回家去看看,我当兵那阵子,五年都没回家一趟。你看小魏、小方、小祁,他们不想回去?都想回去,可没有这个机会。这是领导对你的信任,你得珍惜。”主任一边说着一边往烟灰缸里弹了弹烟灰。
我一听这些话心里就烦,买相机就说买相机,说什么珍惜不珍惜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心里明白的事,不用多说,我还不知道这是领导的关怀和信任。来了几百号子兵团战士,就叫我这么一个去学摄影,这不明摆着是信任吗!我在机关里真是够谨慎的了,不多说话,穿补丁裤,和谁说话都客客气气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事说什么事。可这些话,只能装在心里,脸上是一点也不能表现出来。
主任肯定是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又续上了一支烟,继续说:“咱们团没有钱,菜地、果园、窑场,就这么个家底子,怎么能养这么些人。现在团里正在上矿山机械厂这个项目,这你们都看见了,到处都用钱,可上级的指示咱还要执行。团党委专门开了个会,只批了500块钱。买一架相机,再买一些与摄影、洗相有关的器材,这个,刘干事懂,具体由他来定,你就听他的。小智呀,你们还年轻,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定要有当家理财艰苦创业的思想,懂吗?出去后坚决不能乱花钱,这500元钱只能省不能超。”
这些话我爱听,我在家我妈也没少教育我。细想一下,我到兵团来也就向我妈要了件毛衣,我妈的好朋友张大姨给织的时候才知道是混纺的,为这事张大姨还把我妈好一个埋怨:孩子张了顿口也没给买个纯毛的。可我倒是心满意足,能穿个毛衣已经够展扬的了。
“哎,小智,你写入党申请书了吧。”主任又问了我一句。
我点了点头:“我在连队的时候就写了,到团里来已经听了一次党课。就是你讲的那次。”我又补充了一句。
“这次组织上叫你去,也是培养你,你一定不要辜负党组织对你的培养和考验,记住了吗?”
“主任,我记住了,我一定好好表现,哪里做得不对的,请主任批评,我愿意主任对我严格要求。”这几句话,我也不知是怎么溜达出来的。其实,这就是我的真实思想。我才23岁,在家时从来不动钱,都是我妈管家,现今叫我拿着公家的500块钱出差,500块钱,这可是巨款哪,放在身上份量挺重,钱丢了不好,钱花多了也不好。主任说得对,这是组织上的信任和培养,怎么不叫小魏去单叫我去,咱得争脸,不能叫领导说个“不”字,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和懈怠。还好,有刘干事替我做主,我跟着听他的就是了。这样一想,心里就感觉有底了。也就不怎么紧张了,我赶紧问:“主任,还有什么指示?”
“没有了,你向你们马干事汇报一下,让他给你开个条,到后勤处借500块钱,看自己出差要不要也借点钱,一块办了就行了。”
“不用不用,主任,我个人不用借钱,买个车票的钱我还够了。”听我这么一说,主任笑了,这次跟我的笑与跟方春红在一起开玩笑时的笑是一样的,是真的笑了。(待续)
 
   我的五味人生
 
   作者:唐明达
 
幸亏在石山搭了一段油田的汽车,我回到青年连时,已是半夜三更。漆黑的夜里,青年点几趟房舍像几个横卧着的巨型怪物,趴在旷野里。万籁无声的大地,死一样的寂静。
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进了宿舍,一头扎在了囚了我六个春秋的铺位上。这是我经常做恶梦、至今提起都不寒而栗的地方。又是在这个地方,我像僵尸一样足足躺了三天三夜。
这时我所在的青年二连,已是由原来七一届的老知青和后来历届毕业的新青年儿合并而成的青年点儿。一百多人的连队,好似几百人那么混乱。
来自不同时间、不同学校的青年儿们,拉帮结伙,勾心斗角。白天不愿出工,出工不甘心出力。
晚上偷鸡摸狗的青年儿,活动已不再是村外,而是进入了屯里。老农家家关门闭户,傍黑就把鸡狗锁在了仓房里。即便是这样,青年儿们也没断了餐鸡食狗的好日子。再后来自己的连队也不能幸免,一头头成猪莫名地消失,只丢得猪圈空空,剩下了几个嗷嗷待哺的猪崽。青年干部明知何人所为,也得装聋作哑,自保其身。
许多男青年剃了秃头,引以为荣,自以为霸气。一些女青年打情骂俏,引以为乐,和男人睡到了一起。
这会儿的老农带青干部,已不再是建点之初时,有那么一点创业精神,有着一把干劲儿的时候了。不知是他们的能力控制不了青年点愈加复杂的局面,还是他们已经看到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末路,失去了管理的热情,没有了干下去的信心。
这会儿老农干部对知青的管理工作,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了情况敷衍了事,发现问题顺水推舟。特别是随着时间的磨蚀,这类干部也圆滑了头脑,扭曲了心路。对男青年的送礼有了贪念,对女知青的美色产生了兴趣。当时全国范围开展的专项打击老农迫青的运动,足以说明形势的严峻。
那会儿青年点有句俗语叫好人不香,坏人不臭。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双向的混乱和放纵,使青年二连像脱了缰的野马,无时不让人担忧。
这一年果真出了大事!轰动了东郭苇场,震动了盘锦地区。
 
南井子青年营的一个知青,把来探望自己的爸爸送到石山车站后,在返回的途中,误入了我们青年二连的地界。傍晚的冷风,让他索性在宿舍外晾衣绳上,摘下了一件破旧的棉袄结果被我们二连的知青抓住,挨了一顿胖揍。走了几十里路,又饥又累又冷的他,很快瘫倒在地。
那时青年们生活苦闷,精神上百无聊赖,遇到“小偷“这档子事儿,自然产生了兴趣,人越聚越多。这个青年感到情况不妙,跪地求饶、百般辩解,都无济于事,反而招来更多人的解闷取乐。几十号人围上来,这个伸腿踢一脚,那个出手打一拳,最后还施加了开飞机、上杠子等刑罚。
这个青年一阵阵哀嚎惨叫的声音,响彻苇塘夜空,月亮早已吓得躲在了云后。
他摘的那件破棉袄正是我的,凭我多次说情都没人理睬,老青年陈国英劝阻了三次都被挡了回来。直至后半夜,打人取乐的青年儿们累了、乏了,才算住了手。
第二天清晨,这个青年儿忍着浑身的巨痛,一步步地爬到了屋外的走廊,看见了光亮。他还以为爬出了地狱之门,可惜被人发现了,又挨了一顿拳脚。
这个青年儿终于慢慢地、心有不甘地、低下了脑袋。刚上车的爸爸绝想不到,车站和孩子匆匆分手的那一刻,同儿子竟是诀别……
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第二天青年二连打死人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欢喜岭。
我在欢喜岭村认的一个姐夫,骑车满头大汗地跑到我的宿舍,推门就问我:“明达!打人有你没有?”
我坦然告诉他:“没有。”
听了我的话后,姐夫一屁股坐在了门口的箱子上,松了口气,连说:“那就好,那就好!”说完又站起身,让我跟他回家吃鱼酱去,说是昨天打的小鱼儿。
我推脱说不去了。姐夫急了眼:“你姐让你去的!还有不少人打听你呢!”
我推脱不过,只得跟着姐夫去了欢喜岭村。
姐姐听说打人没我,乐得到队里打了两块大豆腐。不会儿功夫姐姐家来了不少妇女,一进院就问:“显福去青年点回来没?”
姐姐乐呵呵地告诉她们:“显福回来啦,也问明白啦,打人的没有明达。”
这些人听说打人没有我,乐得七嘴八舌吵吵起来。这个高兴地说:“太好啦”。那个显摆地抢着话:“我一猜就没有他,哈哈。”还有的人好像刚刚松了一口气地说:“这么多人的人命案子,没摊上,就好、就好。”
我在屋里听着她们的话,浑身涌动着一股股暖流。我从内心感谢她们对自己的关心,也知道其中的缘由。
去年秋末,我们二连二十几个青年儿在南狼坨修补水渠,炊事员中午送来的饭菜,实在是难以下咽。一桶晋杂五高粱米饭,一桶萝卜条汤。几个青年打了饭之后,尽力吃着、咽着,可是满口的晋杂五壳子,在嘴里打着摽,不往嗓子眼里去。就在这时,有人看见走来了十多个农妇喊道:“花姑娘的有!”
旁边的另一个青年哈哈笑得喷了饭,说:“看把你憋的,你稀罕,全给你。”话没说完,青年们笑得前仰后合。
再看那十几个妇女都在四五十岁上下,衣衫褴褛的背着一捆捆豆荄,满头草屑加上粗糙的脸,确实难以使男人有什么兴趣。
不过有一个青年看直了眼,眼睛盯着前面的妇女。
喂!喂!看啥呢?”另一个青年打趣道:“看好哪个了,老弟给你联系去。”
那个青年回嘴儿道:“我看着吃的啦,傻样儿。”
豆子!豆子!”有几个青年反应好快,喊起来了。还有腿快的,直奔那些妇女去了。
这是我们二连的豆子,都给我放下来。”有的青年连话都不说,直接把妇女背上的豆子拽了下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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